【诗词原文】
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当中。
火维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专其雄。
喷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
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
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
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
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
森然魄动下马拜,松柏一径趋灵宫。
粉墙丹柱动光彩,鬼物图画填青红。
升阶伛偻荐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
庙令老人识神意,睢盱侦伺能鞠躬。
手持杯珓导我掷,云此最吉余难同。
窜逐蛮荒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长终。
侯王将相望久绝,神纵欲福难为功。
夜投佛寺上高阁,星月掩映云朣胧。
猿鸣钟动不知曙,杲杲寒日生于东。
【题解】
这首诗大约作于唐顺宗永贞元年(805)秋天。唐宪宗登基后大赦天下,诗人被授予江陵功曹。他由郴州出发,途经南岳衡山,夜宿岳寺,登楼赋成此诗。诗人到衡山时正值秋雨季节,但途中一度雨收云霁,衡山美景尽收眼底,令诗人心胸爽畅。后来他又游赏南岳寺,不以占卜得到吉卦为喜,不以贬谪蛮荒之地为悲。以上种种,都通过这首长诗表达得淋漓尽致。
【句解】
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当中
“五岳”,中国五大名山的总称,即东岳泰山(在今山东泰安)、西岳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南岳衡山(在今湖南衡山)、北岳恒山(在今山西浑源)、中岳嵩山(在今河南登封);“祭秩”,祭祀礼节;“三公”,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周朝时指太师、太傅、太保,后来一般用以指代位居极品的官员。“四方环镇”,东岳、西岳、南岳、北岳环绕四周;“嵩当中”,嵩山位居其中。据《礼记》记载,古代皇帝祭祀名山大川,用相当于三公的礼仪祭祀五岳。诗人起笔点出五岳的尊崇地位。
火维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专其雄
南方之地荒凉,妖怪很多。上天赋予衡山以神权,使它雄镇南荒,压制妖怪。“火维”,中国古代认为天有四维,南方属火,因此以“火维”指南方;“荒”,荒凉;“足”,很多。“假”,给予;“神柄”,神的权力。这两句和开篇两句以虚写的方式彰显衡山气势,笔力雄奇不凡,为整首诗歌的基调作了良好的铺垫。韩愈在《送廖道士序》一文中也曾称赞衡山:“南方之山,巍然而高大者以百计,独衡为宗。最远而独为宗,其神必灵。”
喷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
从这里开始转入对衡山的实写。“喷云泄雾”,云雾缭绕的样子;“喷”、“泄”,意思是说云雾出自衡山。“藏”,这里作遮蔽解,云雾遮住了山腰。“绝顶”,山的最高峰,这里指衡山顶峰芙蓉峰。这两句是说衡山地势险峻,云雾缭绕,难以攀登。
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
诗人到达衡山的时候,正值秋季,雨水充沛。由于下雨,气压很低,没有清风吹拂,山林间充斥着阴暗潮湿的气息。“秋雨节”,秋天多雨时节;“阴气”,阴暗潮湿的气味;“晦昧”,幽暗,光线不明亮的样子。“晦昧”二字将山间水气深重、光线暗淡的景象描写得生动传神。
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
诗人在静穆的大山之中静下心来默默祈祷,感觉山间神灵好像有所回应。这似乎印证了他的想法:人间的正道君子和神灵之间往往能够相通。“感通”,此有所感而通于彼,指不同的事物在感觉、感受上相通。诗人以天人感应之说为据,觉得作为忠臣正人的自己是能够得到衡岳之神青睐的。这里以夸张修饰且略带戏谑的手法,描绘南岳的神秘莫测。
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
这两句紧承前两句,似乎在说诗人的诚心祷告终于感动了衡山神灵。一会儿功夫,乌云居然散去了,衡山的万千美景终于尽收眼底。“突兀”,高耸,形容山峰高大险峻;“撑青空”,形容山峰很高。诗人看见衡山众峰突现,高峻雄奇,仿佛要撑破青天。把乌云散开描写为它被扫开,读来更有动感和内在张力。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有“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指的就是诗中所写的情形。
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
“紫盖”、“天柱”、“石廪”和“祝融”都是衡山的山峰,这四座山峰加上芙蓉峰,是衡山最高的五座山峰。“连延”,山势连绵不绝的样子;“腾掷”,向上飞起之貌,这里用来形容山势起伏的样子。石廪峰山势起伏变化,更加映衬出祝融峰的高峻。诗人以“连延”、“腾掷”形容衡岳山峰,让大自然中的山峰顿然有了生命力,增强了诗句的感染力。
森然魄动下马拜,松柏一径趋灵宫
诗人为衡山雄奇的景观所震撼,连忙下马敬拜。一路上都是松树柏树,引导着诗人走到南岳庙。“森然”,严肃地;“魄动”,惊心动魄,心怀敬畏。“灵宫”,即诗题中的衡岳庙。在庄重肃穆的南岳庙建筑之前,有一条悠长的神道指引。“松柏一径”从客观上写出衡岳庙的庄重,“趋”字则从主观上写出诗人对衡岳庙的尊重和景仰。
粉墙丹柱动光彩,鬼物图画填青红
这两句突出描写南岳庙中的色彩感。白色的墙壁,红色的柱子,这两种耀眼的颜色交相辉映,首先映入诗人的眼帘。“动光彩”,光彩流动、交相辉映的样子。“填青红”,用黑色和红色颜料填充图画。四周都是鬼神的图画,青黑色或者红色填充在其中。白色、红色、黑色等几种纯粹的颜色混合在一起,周围又布满鬼神的画像,使得衡岳庙在庄重中又多了几分神秘感。
升阶伛偻荐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
诗人沿着台阶走上去,恭敬地弯腰献上祭品,希望以此表达自己对神灵的虔诚之心。“伛偻”,弯腰鞠躬,恭敬的样子;“荐”,献上,呈献;“脯酒”,酒肉,代指祭品。“菲薄”,微薄之物,谦词,这里指呈献的祭品;“明”,表明,表达;“衷”,衷心,虔诚。
庙令老人识神意,睢盱侦伺能鞠躬
“庙令”,唐制,五岳各设令一人,秩正九品,掌管祭祀;“识神意”,知晓、理解神灵的意旨。“睢盱”,“睢”是抬起眼睛,“盱”是睁大眼睛,合起来就是睁大眼睛看的意思;“侦伺”,体察人意。诗人向南岳神灵默默祷告,这引起了管理南岳庙的老人的注意。这位老人似乎能和南岳神灵心意相通,他眼睛睁得很大地盯住诗人,似乎能揣测诗人的心意,并且态度周到,很客气。诗人来到云雾缭绕、充满神异的衡山,遇到这样一位庙令老人,感到他或许能够给自己一些启示和指点。
手持杯珓导我掷,云此最吉余难同
在庙令老人的引导下,诗人用杯珓占卜,结果非常吉利。“杯珓”,卜卦用的一种器具,用两块蚌壳或者形似蚌壳的竹木片做成,抛掷于地,三祷三掷,观其俯仰以占吉凶;“导”,引导。“余难同”,意思是说其它的形状都比不上现在的这种形状。这无疑给情绪上比较苦闷的诗人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但接下来诗人笔锋回转,又将诗的意向引到了另外一条思路上。思路如曲径通幽,体现出韩诗“奇”的特点。
窜逐蛮荒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长终
虽被贬谪到边远的阳山,但和失去生命相比,无疑还是幸运的。在阳山的生活比较艰苦,但也还能维持日常衣食,由此诗人也甘愿终老于阳山。“蛮荒”,泛指远离京畿而文化、经济落后的僻远地区,这里指阳山。“衣食才足”,薪水俸禄仅够维持生计;“长终”,终老于此。这两句表达出诗人处于逆境也能安常处顺的开阔心胸。
侯王将相望久绝,神纵欲福难为功
“望”,这里指想做王侯将相的愿望。“纵”,纵然,即使。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评价这两句“高心劲气,千古无两”。诗人说,想做侯王将相的念头早已断绝,就算神仙想赐福给我,也很难成功。诗人对待个人遭际态度虽然比较豁达,但他对现实仍有牢骚和不满。清代诗人查慎行读到这里,评价道“崛强犹昔”,看出韩愈处世态度刚直、刚强,甚至有些桀骜不驯。
夜投佛寺上高阁,星月掩映云朣胧
山中的夜晚静谧而安祥。诗人在南岳庙留宿,登上高阁,抬头望见云层浅淡,星星和月亮相互掩映,发出柔和而模糊的光芒。“朣胧”,形容月亮将明不明、朦朦胧胧的样子。这里是说云层笼罩,月光朦胧。月夜最容易引人深思。诗人登高望远,回想自己经历的许多事情,不禁心绪扰动。
猿鸣钟动不知曙,杲杲寒日生于东
诗人欣赏夜景,陷于沉思。不知不觉,猿猴开始鸣叫,有人敲响了晨钟,原来天已经亮了。秋天深山的早晨还是很冷,抬头望去,太阳已经从东方冉冉升起了。“猿鸣”,南朝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一诗中有“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诗人化用谢诗,反其意而用之。“杲杲”,日光明亮的样子;“寒日”,秋天早上的深山还是有些寒冷,感觉刚升上天空的太阳也带有寒意。深山之中,天寒露重,旭日初升,“寒”字传神地写出了秋天早晨的景致。
【评解】
这首诗结构巧妙,写景、抒情豪放,颇能代表韩愈诗歌的风格。开头六句从五岳起笔,落到衡岳,场面宏大,气势雄奇,很能激发读者跟随作者一起游历的兴趣。自“我来正逢秋雨节”到“鬼物图画填青红”,一路写景,视点从衡岳转到衡岳庙。其中写景笔墨豪放,刻画景色时有奇绝之处。如“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四句,诗人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挥洒自如的笔法有很好的体现,读来让人有焕然一新的审美感觉。接下来的“升阶”六句叙事抒怀,表达诗人视富贵如浮云、敬鬼神而远之的心态。最后四句写景作结,在旭日升起的秋景中,诗歌引起的审美感受有绵绵不尽之感。全诗起承转合自然,写景、叙事、抒怀浑然一体,语言新奇且运转自如。此诗在音韵方面也颇有新意。一般而言,律绝忌用三平调(逢双句应当押韵处连用三个平声字),而这首诗却句句三平调,且平韵到底,显示出韩愈诗“横空盘硬语”(《荐士》)的特色。
【诗人名片】
韩愈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他自言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因此又称韩文公。
韩愈出生在一个庶族官僚世家。祖父曾任桂州长史,父亲韩仲卿则为一个小官僚,当过武昌县令,为政清廉。韩仲卿和大诗人李白、杜甫等人有往来,他去世后,李白撰写《武昌宰韩君去思碑》一文称赞他的为人和政绩。韩仲卿在武昌为官时,“未下车,人惧之,既下车,人悦之。惠如春风,三月大化,奸吏束手,豪宗侧见”,可见他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官吏。韩愈的三个叔父都是小官僚,其中三叔韩云卿颇负文名,“文辞独行朝中”,是撰写碑版之文的名家。韩愈三岁而孤,父亲去世后由长兄韩会和嫂郑氏抚育成人。韩会“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主张文章著述要发挥教化的功能,阐扬儒家之道,反对魏晋以来“浮诞僻放”的骈文。这样一个以道德文章传世的家庭家族,对韩愈日后的生活道路、思想学术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大历十二年(777),韩会受朝中党争牵涉,被贬官至岭南韶州。两年后韩会病逝,当时韩愈年仅十三岁。孤儿寡嫂境遇凄惨,“万里故乡,幼孤在前。相顾不归,泣血号天”。韩愈一家人从岭南跋山涉水回到家乡,后来为躲避战乱,韩愈又随郑氏来到江南宣城,直至他十九岁到长安应试。虽出身于官宦之家,韩愈青年时期的生活还是比较艰难的。他说自己年及二十之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出于改变现状、报亲荣家的想法,韩愈走上科考仕进之路。
韩愈早熟且聪慧,七岁开始读书,十三岁而能文。贞元二年(786),十九岁的韩愈已经饱读诗书,胸怀壮志。他辞别家人,前往长安应试。自十九岁至二十四岁的六年间,韩愈共参加了三次进士科考,三次都败下阵来。长安米贵,居之不易。他在长安的生活陷入窘境,“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过着几乎乞讨一般的生活。韩愈在这期间做出惊人之举,力求把自己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他当时尚属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在窘迫无奈之际,想起堂兄曾经和当朝大将军北平王马燧有些交情。于是,韩愈趁着马燧出行,在长安道上拦马拜见马燧,请求帮助。马燧被眼前这位举止文雅、谈吐不俗的“故人稚弟”打动,就将他带回府中。因顾念悯惜韩愈的寒饥,马燧赐予衣食,让他与子弟一起交游,共同读书。
韩愈才学虽高,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若无人推荐,想在科场中胜出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为争取功名,他也曾在长安城内外奔走干谒于达官贵人之间。可惜他年纪太轻,更没有显赫的家族声势,基本没有什么积极的回应。在此期间,韩愈结识了一些来京应举的青年才俊。他们一起读书论文,谈心说道,这种情谊成为他寂寞生活中的一种慰藉。后来他在《马说》一文中感慨“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未尝不是对青年时期艰难岁月的深沉省思。
韩愈以诗文求见当时文名赫赫的梁肃,从而迎来科考路上的重大转折。梁肃欣赏韩愈的才华学识,勉励他积极应试。在进入长安的第七年,也就是贞元八年(792),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这次考试由陆贽任主考,梁肃等为佐。韩愈以真才实学博得众人的青睐,最终以第十三名登科及第。
考中进士无疑是一个良好开端,是韩愈生活道路上的一件大事。按唐时制度,中进士之后不能马上授予官职,还需要吏部的再次考试遴选。可是韩愈连考两次,均未中选。他多次上书当朝宰辅,希求仕进。在《三上宰相书》一文中,他希望谋得一官半职,以实现匡时救世的政治理想。但令人失望的是,这种请求没有任何回音。求官没有结果,他也不能再在京城等待下去了。贞元十一年(795),韩愈满怀惆怅离开长安,另寻出路,开始了地方佐吏的官场生涯。
贞元十三年(797),韩愈在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里得到一个职位,头衔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实职为观察推官。他当然不满意这一职务和差事,但为一家生计,也只好暂时隐忍其间。在汴州枯燥无聊的生活中,韩愈也别有收获。他和侄子韩老成,朋友李翱、张籍等人切磋诗文,谈论思想抱负,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
贞元十五年(799),董晋死去,韩愈辗转到徐州宁武军节度使张建封的幕府任职。这一时期,他的头衔是试太常寺协律郎,职务是节度推官。毫无起色的官场生活让韩愈感到苦闷。史书记载,韩愈这时期“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张建封赏识韩愈的才学,待他不薄,所以虽然厌倦琐碎无聊的官场事务,韩愈还是没有选择离开。这一年冬天,韩愈受张建封委派,到京城向朝廷祝贺新年。在京期间,他郁郁无所得,又目睹王公贵族的漠然态度,心情黯然地回到彭城(徐州),并创作出名篇《归彭城》。他空有一腔忧国报国之情,却无处施展,只是过着一种“累累随行,役役逐队”的幕僚生活,内心无比苦闷。正如他在《从仕》诗中所说,“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韩愈始终觉得幕府生活不适合自己,常怀失落之感。后来他还是毅然离开张建封幕府,迁居洛阳。
贞元十七年(801),韩愈通过吏部诠选,任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从此进入长安官场,开始了沉浮不定的官宦生涯。这时他已经有相当高的文名。在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后,他开始积极提倡古文写作,主张文章撰述要根植于儒家六艺,阐扬孔孟道统。这一时期,他的文论名篇《答李翱书》对当时的文坛产生很大的影响。贞元十九年,韩愈迁升为监察御史,官职虽然不算高,却拥有一定的实权,负责谏正皇帝,弹劾百官。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同任监察御史,交谊甚深。
韩愈不但善于撰写诗文,而且体恤民情,忠于职守,是个直言敢谏的诤臣。就在任监察御史的当年,他即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得罪权臣李实,极论宫市又遭到宦官忌恨,由此受到打击陷害,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今广东阳山)令。这次政治挫折让韩愈心情非常抑闷。太监催逼他立即上路,连探视卧病在床的小女儿也不允许。韩愈在赴广东的途中以及到阳山之后,写下《湘中》、《答张十一》等诗歌作品,倾吐内心伤感惆怅的情绪。任职阳山期间,韩愈勤政爱民,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据史书记载,他“有爱在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可见其品性的高洁。韩愈在荒僻的环境中仍坚持读书为学,结交友朋,传道授业,在艰苦的生活中寻求乐趣。
贞元二十一年(805)春,唐德宗去世,太子李诵登基,是为唐顺宗。不久顺宗因病退位,太子李纯受禅继位,是为唐宪宗。宪宗登基伊始,罢免王叔文集团,并大赦天下。这年夏天,韩愈接到赦令,离开阳山赶到湖南郴州待命。他本希望重新回到长安,但因为当时地方官吏的阻挠,致使韩愈在郴州等待数月。后来,他被分派到湖北江陵担任法曹参军的职务。经过长时间的焦急等待,却是这样的结局,韩愈的失望愤懑之情可想而知。“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他甚至想到了挂冠而去,归耕田园。
好在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元和元年(806),韩愈调回长安,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元和二年,韩愈又前往东都洛阳。他在这里结交朋友,接纳门生弟子,如李渤、温造、卢仝、樊宗师、贾岛等。他们在一起谈文论艺,相互切磋,促使古文运动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柳宗元、刘禹锡虽贬官远徙,但他们之间时有书信往来,彼此配合,这也促进了当时诗文创作活动的发展和繁荣。这期间,韩愈又先后任都官员外郎、河南令等职。
元和六年(811),韩愈升职方员外郎,回长安。此后一段时间,他一直担任闲职,过着稍显轻松的生活。元和十一年迁升中书舍人,掌诏令起草。唐宪宗立志解决藩镇割据的痼弊,韩愈也主张对叛乱的军队用兵。第二年,他以行军司马的身份辅佐宰相裴度,参与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叛乱的战役,出了一些参谋策划之力。回京后,韩愈升为刑部侍郎。平定淮西之役获胜,唐宪宗十分得意,要刻石纪功。韩愈撰成《平淮西碑》,既有《尚书》的古朴,又有《诗经》的典雅,水平颇高。但现实利益的冲突,却让它不入一部分人的眼。由于碑文对裴度多有赞颂之辞,而没有突出一些其他参战将领的功勋,这在朝野引发很大的争议。宪宗命人把刻好的韩愈所撰碑文磨掉,令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
韩愈自言“生平企仁义,所学皆孔周”,以孔子、周公为楷模,以儒家的思想学说为信仰。他一生排斥佛、道两教,这一心志在晚年更加坚笃。他写有《华山女》一诗,揭露和讽刺道教的虚妄、丑秽。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从长安西的凤翔法门寺迎奉佛骨回长安,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一场佛教崇拜的狂热浪潮。韩愈不顾风险,上《论佛骨表》批评宪宗迎佛骨的举动。宪宗览奏大怒,要将韩愈处以极刑。幸得裴度、崔群等人求情相救,韩愈才被流放至岭南当潮州刺史,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韩愈此时已经是五十二岁的老翁,对岭南的偏僻、荒芜和瘴疠早有领教,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还活着回到长安。
在远离朝阙的时间内,韩愈关心民生疾苦,革除劣俗,整饬吏治,积极兴起当地的文化事业,捐俸助学,颇有政声。潮州当时鳄鱼很多,吞食畜禽,成为当地一害。韩愈撰《祭鳄鱼文》,把鳄鱼责骂一通,表示要赶走它们。这篇文章文采焕然,声情并茂,在当时流传很广。韩愈还向宪宗上书,缓和自己在佛骨问题上的立场,称颂当朝,并提到潮州的艰苦生活。这终于打动了宪宗皇帝,韩愈很快转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不久宪宗去世,穆宗继位,韩愈在这一年的九月被召回京师,任国子祭酒。后又任兵部侍郎,掌管武官选授及军备、军械等事物。韩愈不辱使命,成功地为朝廷宣抚平息发生在镇州(今河北正定)的叛乱,因此而转任吏部侍郎。穆宗长庆三年(823),韩愈转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获得较高政治地位。
韩愈在任上以威严著称,在他任职期间,京师一地的治安状况非常好。即便发生旱灾,商人们也不敢任意提高米价。长庆四年(824)正月,穆宗死,敬宗继位。六月,韩愈因病迁到长安城南乡下休养。这一年秋冬时节,他病情加重,自知不久于人世,感叹“富贵自絷拘,贫贱亦煎焦。俯仰未得所,一世已解镳”,表明富贵时生活拘束,贫贱时困苦煎熬,荣辱都已尝遍,现在到了解脱的时候。十二月,韩愈在长安城家中溘然长逝,终年五十七岁。死后,朝廷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谥“文”。他的门生搜集遗文,编成《昌黎先生集》。
韩愈一生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他性格中有木讷刚直的一面,力辩是非,坚持自己的信念,昂然不肯少屈。步入官场后,他在一次次的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多次以直谏而得罪朝廷。但他又往往能够化险为夷,和历史上的其他直臣、谏臣相比,还算是幸运多了。苏轼称赞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一评价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可。韩愈既是后世景仰的国之栋梁,力排众议的思想家,又是一代文坛宗师。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他有着崇高的地位。
中唐时期,唐王朝的统治已渐渐显出颓势。军事上,藩镇割据的局面一直存在;思想上,自庙堂至民间普遍崇敬佛老之学,儒家学说日渐式微;文学上,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笼罩文坛,文士往往追求文辞形式的华美,而忽略思想内容的醇正。韩愈作为正统的儒家之士,对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深感忧虑。他早年即熟读儒家经典,立志以弘扬儒家圣道为己任,立志以一己之力去扶树儒家正道,“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韩愈把儒家思想学说和当代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学说体系,并以人们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他的撰述有所谓“五原”,即《原道》、《原性》、《原人》、《原毁》、《原鬼》等,系统地阐发他的思想理论。《原道》站在“道统”的高度论述了儒家之道,并从人道、人文、人伦和人生的角度重新诠释儒家之道。韩愈把儒家学说从章句训诂的风气中解放出来,赋以全新的理念和内涵。他虽然没有建立起新的儒学学派,但对后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他的学说是宋代儒学全面复兴的先声。
韩愈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成功地领导了文体的复古和变革,被后人视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六朝以来流行的骈体文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和典故,把文章写得像律诗一样精工。韩愈等人提倡“古文”,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力求恢复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他推原儒家思想,为古文在唐代的复兴指明了方向,并在学理上进行疏通和阐释。韩愈自言“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韩愈主张文道合一,把对古文的喜好和弘扬儒道的信念结合起来。韩门弟子中的李翱和皇甫湜等人,或学韩愈的平易通畅,或学韩愈的奇诡宏伟,都成为著名的古文家。在韩愈的影响带动下,一大批士子纷纷从事古文的撰述创作,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
但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其实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儒家学说。他曾作诗说“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自比为楚狂人,这和拘束于礼法的醇儒形象相去甚远。在韩愈现存的诗文作品中,《原道》、《师说》、《进学解》等议论文虽然结构严谨,立论高远,却绝非韩愈集中最具文学性的作品。韩愈的记叙文重视文学形象的鲜明和完整,笔触所至往往使物态活灵活现。《毛颖传》等作品寓庄于谐,趣味横生,极富文学意味。
韩愈非常重视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社会遭际和情感特征。他在写给好友孟郊的临别赠序中提出“不平则鸣”的思想主张:“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他认为,文学的创作主体应有一种内在的“气”和“力”,“气”、“力”充足了之后便会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此即所谓“气盛言宜”的主张。韩愈认为好的诗文应该是发于心而形于言的,他的作品大都饱含澎湃激荡的情感力量,具有内在的感染力。例如《哀十二郎文》,通过琐琐家常的诉说,融注了恳挚的骨肉之情和宦海沉浮的人生感喟,让人读来觉得字字句句都凄楚动人。
韩愈非常注重文学语言和文辞形式的艺术性。他一再表明“好辞”是为了更好地弘道,但事实上作为文学之士,他还是把精力更多地投向艺术的雕琢、锤炼等方面。韩愈主张务去陈言,要求语言新颖,词必己出,具有独创性;同时又不违背语言文辞的规律和文学风格的要求,做到妥帖和流畅。韩愈还大胆地引用当时的口语,打破骈文整齐的句式,引进长短不一的散句,这使得他的文章读来新奇生动,别开生面。后人评价韩愈的散文风格“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同时,韩愈在文章的谋篇布局上独具匠心,他的作品虽有跌宕之致,但在起承转合上往往宛若天成。
韩愈在诗歌创作方面亦能别出手眼,另创新局。中唐时期的诗坛,最流行的是大历十才子的诗作和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和体。他们或偏重形式,或者追求浅切近人的诗风,这和诗歌的盛唐气象相比,显得格局狭仄,气势卑弱。韩愈对前人和同时期诗人的创作持有包容和鼓励的态度。他赞扬李白、杜甫的诗歌创作,对不合主流的诗人如孟郊、贾岛等也大力奖掖。而他本人的诗歌创作则力求创新,采用诸多手法,形成“以文为诗”的艺术风格,在语言风格上有散文化的倾向。
韩愈把散文笔法引入诗歌创作中,这使得他的诗作呈现出一种新奇独特的风貌。具体而言,韩愈常用赋体的方法做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力尽而后止。有时在造句上却又有意使用平直浅白的表达方式,如《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有“我齿落且尽,君须白几何?年皆过半百,来日苦无多”,读来如家常语。但另一方面,他用字又特别讲究生动凝练,甚至喜好运用一些生僻孤冷的字眼,这使得他的诗歌往往有跌宕蜿蜒的审美特点,前人称之为“奇崛”。他有时会打破诗歌整齐划一的句式,把长短不一的句子置于同一诗作中,加强了诗歌纵横捭阖的气势,开阔了作品的格局。韩愈的诗歌多有清晰的理路和脉络,开头结尾、转折回旋往往匠心独运,技巧圆熟,让人浑然不觉。韩愈在中唐诗坛异军突起,独树一帜,极大丰富了诗歌创作的经验,为中国古体诗歌的发展开拓出新的思路和形式。当然,他以文为诗,把议论、说理和论述的手法引入到诗歌中,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诗歌的形象性和艺术美感。
韩愈在诗文领域的创造性,多少也因为他具有一种天生的雄强豪放的资质。追求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之景、之情,是韩愈性格中不可遏抑的内在冲动。他自言年少之时就“尚奇伟”,“搜奇日有富”。他的审美情趣不可能象韦应物那样淡泊平和,而时时呈现出一种怨愤郁躁、情激调变的特征。韩愈的胸襟气度超脱不凡,提倡“养气”说,主张作者提高自我修养,增添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大丈夫气概。由此发而为诗,出而为文,自然气豪势猛,声宏调激,意象新奇,气脉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给人以酣畅淋漓的审美感受。这其实已突破儒家中庸的审美准则。
韩愈的诗风朝怪奇方向上发展,大致始于德宗贞元中后期,并在元和中期定型。韩诗的代表作大都极尽铺张之能事,带有狠、重、奇、险的特点,有雄大的气势和怪奇的意象。他的诗作有时甚至有意以“丑”为美,着力去表现那些可怕可憎的艺术形象。当然,韩愈的作品中也不乏自然清新、富于神韵、近似盛唐人的诗作,如《晚春》、《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等。另外,韩愈诗歌作品中也不乏揭露现实矛盾、表现个人得失的佳作,如《归彭城》、《龊龊》等,这些作品大都写得平实顺畅。
纵观韩愈的一生,经历坎坷,思想深刻而复杂,文学创作数量丰富,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他的诗现存三百余首,这是他为后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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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原文句解诗意赏析-韩愈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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