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大雅·民劳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无纵诡随，以谨惽怓。式遏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
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无纵诡随，以谨罔极。式遏寇虐，无俾作慝。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无纵诡随，以谨丑厉。式遏寇虐，无俾正败。戎虽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注释】
1、汔（qì）：庶几，差不多。
2、中国：指西周王畿，国等于“域”，因周的本土居中，对下文“四方”来说，故称“中国”。
3、无：毋，不要，劝止之词。纵：从，此处指盲从。诡随：诈谲、奸诈小人。
4、式：发语词，无义。遏：制止，禁止。寇虐：残暴之臣，酷吏佞臣。
5、憯（cǎn）：曾，乃，却。明：高明显宠者，窃据高位声势显赫的人。
6、逑：通“捄”，法则，模范，榜样。
7、惽怓（hūn náo）：朝政昏乱，亦指乱臣贼子。
8、慝（tè）：邪恶，灾害。
9、愒（qì）：休息。
10、正：借作“政”，指朝政。
11、缱绻：本义是丝缕纠结不解，此处比喻朝政纷乱无绪。
12、王欲玉女：应读作“王！欲玉女。”《郑笺》：“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诗用大谏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
【译文】
人民非常劳累极为辛苦，要求稍稍得安康。国家搞好京师富，安抚诸侯是不费力气的。不要听信狡猾欺骗话，不良之辈要警惕。制止暴虐与劫掠，胆大妄为违法纪。爱民远和近都一样，国王安定心中喜。
人民劳苦已极，要求稍稍得喘息。国家搞好京师富，人民才能心满意。别听狡诈欺骗话，争权夺利要警惕。制止暴虐与劫掠，不要使人民的心变茫然。以前的功劳不要抛弃，成就国王好名气。
人民劳苦已极，要求稍稍松口气。国家搞好京师富，安抚诸侯就顺利。别听狡诈欺骗话，要警惕暗藏的杀机。制止暴虐与劫掠，不使作恶把人欺。立身端正讲礼节，亲近贤德勤学习。
人民劳苦已极，要求稍稍歇歇力。国家搞好京师富，使民消忧除怨气。不要听阴险的欺骗话，险恶之人要警惕。制止暴虐与劫掠，莫使政局生危机。你虽是个年轻人，作用很大当估计。
人民劳苦已极，要求稍稍得安逸。国家搞好京师富，要安定好社会的风气。别听狡诈欺骗话，结党营私要警惕。对暴虐与劫掠加以制止，莫将政权轻丧弃。衷心爱戴你君王，大力劝谏为帮助。
【翻译】
人民真是劳苦忧伤啊！但求能得安康。要惠爱西周王畿，而且安抚四方。切莫盲从诡诈佞臣，要对恶人谨慎提防。也要遏制暴虐权奸，却不怕他高明显扬。安抚远方，亲善近邦，以固国基，保我周王。
人民真是劳苦忧患啊！但求能得休闲。要惠爱西周王畿，以成为民众模范。切莫盲从诡诈佞臣，而要严防朝政昏乱。也要遏制暴虐权奸，莫使人民忧伤劳烦。切勿放弃你的功劳，助成我王福禄平安。
人民真是劳苦忧戚啊！但求能得休息。要惠爱西周京师，以安抚四方之地。切莫盲从诡诈佞臣，严防他们反复不一。也要遏制暴虐权奸，莫使他们制造灾异。恭敬谨慎，保持威仪，而应亲近有德贤士。
人民真是劳苦忧戚啊！但求能得歇息。要惠爱西周王畿，使人民解除忧悒。切莫盲从诡诈佞臣，而要谨防丑类四起。也要遏制暴虐权奸，莫使朝政腐败委靡。你虽是少小之人，而用事却宏大无比。
人民真是劳苦忧患啊！但求能得平安。要惠爱西周王畿，国内正义不受摧残。切莫盲从诡诈佞臣，而要谨防朝政纷乱。也要遏制暴虐权奸，莫使政事颠覆，天下遭难。我王啊！我想爱护于你，因此只得大力劝谏。
（袁梅 译）
【赏析1】
周厉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统治的时期，横征暴敛，徭役繁重，政治黑暗，奸佞横行，凶暴肆虐，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召穆公名虎，康公之后，此时辅佐厉王，特作歌讽谏，希望厉王能防奸除暴，治国安民。
诗共五章，章十句，采用重复格，反复申说，每章在关键处略换一、二字。“特各变其义以见浅深之不同，而中间四句尤反复提唱，则其主意专注防奸也可知。盖奸不去，则君德不成，民亦何能安乎？故全诗当以中四句为主。”（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十四）
五章前四句都是强调安民是保国的前提，警戒统治者必须让民众能够休养生息才能使其统治得以巩固。五章均以“民亦劳止”开头，再三强调民众的劳苦，可见这在厉王统治的时期是一个多么严重而突出的问题！紧接着，“汔可小康”“汔可小休”“汔可小息”“汔可小愒”“汔可小安”，召穆公为民众提出最低的要求。“小康”“小休”“小息”“小愒”“小安”为近义词，在修辞上采用递降格，从文外进一步暗示厉王的酷虐。随后，进一步指出，使民众安康便能达到保国安边、解民忧的目的。“以绥四方”“以为民逑”“以绥四国”“俾民忧泄”“国无有残”即分别从三个方面立言，使诗歌在复沓之中富有变化。
五章中间四句都是强调防奸制暴的重要性，是这首诗的主体部分。前两句“无纵诡随，以谨……”写防奸。所谓“诡随”，指的是阴柔小人。严粲说：“诡随者，心知其非而诈顺从之，此奸人也。人见诡随者无所伤拂，则目为良善；不知其容悦取宠，皆为自利之计，而非忠于所事，实非善良之士也。苟喜其甘言而信用之，足以召祸乱，致寇虐。但权位尊重者，往往乐软熟而惮正直，故诡随之人得肆其志，是居上位者纵之为患也。”（转引自《诗经原始》卷十四）而阴柔小人的表现，则是多种多样的，或“无良”（表现出不良行为），或“惽怓”（诱使国王昏聩，造成朝政昏乱），或“罔极”（言而无信，反复不一），或“丑厉”（表现出不齿于人的丑言恶行），或“缱绻”（以甜言蜜语、缱绻柔情蛊惑国王，致使朝政纷乱）。而尤其以第五种“缱绻”一类，更容易迷惑君心，难被识破，所以特地放在最后，郑重告诫，务必要国王深恶痛绝，无使其为患。后两句“式遏寇虐，无俾……”（仅首章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写制暴。所谓“寇虐”指刚恶暴徒，他们依仗权势，鱼肉民众，作威作福，凶残暴虐，无恶不作。这种人一旦得势，后果极其严重，就能造成“畏明”（畏惧他们高明显赫的权势），“民忧”（使民众烦劳忧伤），“作慝”（制造出种种灾祸），“正败”（使朝政腐败糜烂），“正反”（使政事颠覆，天下遭难）。而“诡随”与“寇虐”又是互为表里、狼狈为奸的。正如朱善所说：“非诡随无以媚上，而为寇虐之本；非寇虐无以威下，而遂诡随之志。”（转引自《诗经原始》卷十四）诗中如此反复申说，务必要厉王防奸制暴，其针对性是很强的。据史书记载，由于厉王凶残暴虐，任用奸人，使人监谤，压制舆论，结果国人造反，将其逐出国境。由此可见，召穆公的用心是极为深细的。
五章的最后两句都是训诫正君之辞。首章希望厉王能抚远亲近，永保王位。二章勉励他切勿前功尽弃，以保福禄。三章希望他不仅远恶，还应亲近有德之人，威仪才能保持。四章指出作为一国之主，个人虽很微小但所系事业极其宏大，言行不可不慎。末章明白宣告，为了爱护你周王，才写了此诗来大力劝谏的。
虽然厉王终于没有听从劝告，致使召穆公的一片苦心都化为泡影；但召穆公这种敢于正言极谏的精神和这首谆谆告诫、恳挚动人的诗篇却留传了下来，作为优秀的文化遗产，汇入中华民族伟大历史文明的洪流！
（姜光斗 顾 君）
【赏析2】
这是召穆公规劝周厉王修明内治、安民防奸谏诗。周王朝至懿王时代，已是王室衰微，一蹶不振。到了厉王在位时，各国诸侯“或不朝”，“或叛之”，国内的奴隶与奴隶主之间、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周厉王本人暴虐无道，弄得国人不堪忍命。他曾实行“专利”制度，把国人可以自由利用的山林川泽之利，全部收归国王所有。由于这种制度直接威胁国人利益，引起了举国一致的公愤。于是引起国人的议论纷纷，公开指责厉王的暴虐。贤臣召穆公提出革新政治、与民生息的主张，但厉王不听，采取堵塞言路、大肆杀戮的残酷政策。终于弄得朝政腐败，纲纪废弛，又横征暴敛，加重徭役，全国处于黑暗的统治之中。因此，召穆公作歌讽谏厉王要治国安民，防奸除暴，以图振兴国家。但是，周厉王仍然不听，继续一意孤行，导致了我国历史上“千百年民变之始”。公元前841年，反抗烈火终于爆发。
他们一哄而起，攻进王室，周厉王仓皇逃命，流亡到山西汾水之畔的彘邑（今山西霍县）。十四年后死于彘邑，落得个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的下场。诗序说此诗乃“召穆公刺厉王也”。朱熹的《诗集传》中又说：“乃同列相戒之辞耳。”二者所说都有道理，可以说是兼而有之，对于国王与群臣不用周德深感忧虑，可见国家当时已处于危难之中，形势危急之至。据《左传》载，召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常棣》之诗。此诗与《常棣》大旨相同，参照阅读亦有许多启发作用。
全诗共有五章。
第一章，是纵论天下大势。周厉王暴虐，置民于水火之中，国人忧心忡忡，敢怒不敢言，所以诗的开头，便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即是说人民也够劳苦而悲伤的了，想暂时地求得安康也不可能。其后每章都以“民亦劳止”起头，足见当时人民的困难，已经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姚际恒说：“开口说民劳，便已凄楚。汔可小康，亦安于时运而不敢过望之辞。日可者，又见唯此时为可，他日恐将不及也。”（《诗经通论》）这样的分析，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那时人民不堪其苦，正要起来造反，已是国将不国。但是，诗人既是一个贤士也是一个政治家，他又开始纵论天下大势。其策略是“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即对王畿之内施以恩惠，然后再安抚四方。这就要求首先修明内政，“无纵诡随”，对那些坏人要“以谨无良”，不让他们造谣破坏。要遏制权奸暴虐，不准扰乱法纪。国王也应安抚远邻，亲善近邦，以巩固国基，使国家安定，王业兴隆。综上所述，即是要安民、防奸和正君，以求江山永固。诗人的见识高明，但厉王仍不思悔过，终于陷于绝境。
第二章，是主张恤民抚内。诗笔仍从“民亦劳止”入手，说要与民休养生息。过于劳民，是会激起民变，以致铤而走险。这种与民一起修身养性的主张，成了后来整个封建社会里那些仁者的保民思想基调。要爱抚王畿之内的庶民，让其安居乐业，因为民安才能国泰。办法还是惩恶扬善，做国王的切莫盲从诡诈佞臣，更要严防朝政昏乱。只有遏制了暴虐权奸，才能“无俾民忧”。
周王朝建国至厉王时期，已历经十代，依靠农业生产发家，由弱而强，成为历史上最为兴盛的王国。但是到了厉王时代，王室衰微，国势日非，“天下宗主”的权威，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作为贤臣的召穆公，仍思恢复宗周旧业，希望厉王祖先的基业加以继承，所以在诗中说“无弃尔劳，以为王休”，即不要抛弃周代的王业，使得前功尽弃；只要重新振作起来，仍能捍卫周室基业，获得国王的好名声。此章主要是说，要遏制权奸，抚民防变，要像周代先王那样施行裕民政策，王室定能中兴，必将获取美名，恢复周代的文武之治。尽管颓势已无法挽回，但是作者的美好愿望，仍是值得称赞的。
第三章，是强调京师要保全。京师为国家的中心，京师安定对于稳定全国形势至关重要，所以作者在本段，特别强调“惠此京师”的重要性。他在沿用了“民亦劳止，汔可小息”相似的开篇之后，就特别突出地提出了“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爱恤京师作为根据地，然后再去安抚四方诸国，以求内外平安，这样就有振兴国家的希望。同样的，欲达到此目的，仍须“无纵诡随，以谨罔极”。
因为只有斥退诡诈欺骗的小人，才能制止他们的为恶无极，免使人民受害。假使权奸无休无止地掠夺、暴虐，干了许多罪孽勾当，定会失去人心。与此相反，那就要“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恭敬谨慎，保持威仪，并亲近有德之人，人民的信任一定能够取得。此章明言欲安四方之民，必从自恤京师始；欲使人心安定，必除权奸为孽，进而亲近有德之人，形成上和下睦，国泰民安的局面。
第四章，是希望无俾政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周厉王妄用奸佞，朝政已腐败不堪。但是作者仍是满腔热血、一腔孤忠，希望无能的厉王能够改弦更张，远小人，亲贤臣，以“惠此中国，俾民忧泄”。足寒伤心，民怨伤国，人民的怨气都消散了，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加之，不让丑类为恶，不使厉鬼横行，国运自会复兴。“式遏寇虐，无俾正败”，是相反相成，对立面的矛盾统一。寇虐与政败，是孪生兄弟。但是遏制了寇虐，就不会导致政败。正如清人王引之所说：“寇虐之徒，败坏国政，遏之则政不败矣”（《经义述闻》）。作者越说越激动，将规劝转成了指责，他很不客气地说：“戎虽小子，而式弘大。”意即你国王虽是个年轻小子，但身系国家安危，作用是宏大无比的。召穆公是国之元老重臣，他对厉王的倒行逆施，无不痛心疾首，因此，不顾君臣之礼，竟以老臣口吻，称之为“小子”，寄之以期望。清人方玉润说得好：“一戎虽小子，而式弘大，言女（汝）身虽微而所系甚重，不可不谨，盖深责之之词也。”（《诗经原始》）
第五章，是劝谏诫责同僚。本章为结尾，作者是力图揭示写作的本旨，所以在写了与前几章类似的开头之后，仍是痛斥权奸，把希望寄托在同僚上，企求有肝胆之臣，要为国分忧，力挽狂澜。重点是“王欲玉女，是用大谏”二句，它是“同列相戒之辞”，是说“王将以女（汝）为材而宝重之，吾用是器女（汝）而有所规谏焉。何者？盖王宝重女（汝）。则必大用女（汝）；王大用女（汝），则天下安危，民生休戚，系女（汝）一身，而可无一言以相勖？盖述作诗之旨也”（方玉润《诗经原始》）。很明显，作者是希望同僚之中的仁者，能够振作精神，以共辅王室。最后作者极为沉痛地说：“是用大谏。”大谏是有别于一般的劝诤的。可见在国难当头之际作者很庄重地规谏国王，亦诫勉同僚，希望大家同心合力救国，以延续周王朝的基业，其忠肝义胆，正跃然纸上。关于“玉女”二字，也有解作爱女贪色的。清人阮元在《淺经室集》中说：“玉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好女者，臣说君也。召穆公言，王乎！我正惟欲好女，不得不用大谏也。”《诗三家义集疏》亦从阮说。但细读原诗，综观全篇，还是解作宝爱诸臣为好。
本诗五章一意，而每章言愈切而意愈深。作者满怀忠贞，从恤民、保京、防奸、止乱等各个角度，劝谏国王，诫责诸臣，以求王朝中兴，沉痛之情，令人凄婉。每章起句四行，都说安民，反复唱“民亦劳止”，希望与民“小康”、“小休”、“小息”、“小愒”和“小安”，一句话：要解民倒悬。仁者之心，于此可见，字里行间，寄于很深的同情。中间四句说防奸，“尤反复提唱，则其主意专注防奸也可知。盖奸不去，则君德不成，民亦何能安乎？故全诗当以中四句为主。”《诗经原始》对于权奸，又不厌其烦地以“无良”、“惛怓”、“罔极”、“丑厉”和“缱绻”等词语，既写小人之情状，又总之说其“诡随”，足见作者已将深恶痛绝之情，流于笔端，以激人深思。确实是诚挚凄婉，激越愤懑，自成声调，而慷慨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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