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
万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
孤月沧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
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
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
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
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
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
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
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
折杨黄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
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犹来贱奇璞。
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
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
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
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
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
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
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
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
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
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
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
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题解】
此诗大约作于唐玄宗天宝八、九载。此时,李白被迫离开长安已经五年。初出长安时,诗人虽有不平之鸣,在其后来诗歌中也时时表露出弃世远遁之心,但他仍然心系朝廷,忧念时局。
这首七言古诗,题意是说王十二寄来《寒夜独酌有怀》诗,今以此作答。王十二,生平不详,十二为排行。诗中反映了安史之乱动荡前夕,唐王朝贤愚颠倒、远贤亲佞的黑暗现实,以及志士仁人的愤懑不遇之情,在其佯狂放诞的歌咏背后隐藏着深沉的时代悲感。此诗可谓李白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抒情诗之一。
【句解】
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万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孤月沧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
昨夜吴中一带下起了大雪,子猷佳兴大发。诗一开始,李白便借用典故,描写王十二寒夜独酌、怀念自己的情景。子猷,即晋朝的王徽之。《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十二与王子猷同姓,同在雪夜怀友,情境相似。戴安道与王子猷都是当时的名士,用这个典故,也有表明诗人自己与王十二品格高洁的意思。
接下来是六句景语。本来天空布满了浮云,但后来万里浮云席卷过碧山,只见湛湛青天上,一轮孤月在中天缓缓移动。月色清冷,银河清澄,北斗七星参差错落,太白星分外明亮,给人夜凉如水之感。皎皎月光下,满地夜霜,一片晶莹明净;井和井栏如金似玉,四周的冰也嶙峋奇突,寒气凛冽。就在这幽峭高旷、冰清玉洁的环境中,王十二对酒怀人欣然赋诗。
这是诗人设想王十二怀念自己的情景。佳境佳兴,景真情真,好像王十二就出现在面前。“中道”:指孤月潜移,已至中天。“流”,状月之移,如物之随水浮动。“沧浪”,寒冷,清凉。“长庚”,即太白金星。“床”,井边的栏杆。
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
正是在这不容半点污垢的环境里,诗人顿起感慨:人生有限,不过是飘忽百年,你我暂且畅饮眼前之酒,来排遣那万古之愁吧。这两句是上下文的过渡。上文旷远明净的景色,正与下文喧嚷污秽的现实形成鲜明对照。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
“君”,既是指王十二,也是自指。“狸膏”,狐狸油。因为狐狸能捕鸡,斗鸡时以狐狸油涂在鸡头上,令对方的鸡闻到气味就畏惧后退。“金距”,套在鸡爪上的金属芒刺,使鸡爪更锋利。“坐”,因此。
玄宗好斗鸡,王凖、贾昌都以斗鸡术获得宠幸,显赫一时。诗人说:那些受宠得势的斗鸡徒,鼻子出一出气就能吹动虹霓,骄奢的气焰真是直上云霄啊,但你我都不能以斗鸡术取悦皇帝;也不能像哥舒翰那样夜晚带刀驻守青海,靠攻破石堡城取得高官。
“哥舒”,指哥舒翰。据《旧唐书》,王忠嗣不愿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而“几陷极刑”,罢官后,为哥舒翰所代。天宝八载(749),哥舒翰不惜伤亡惨重,攻克吐蕃石堡城,以功封特进鸿胪员外郎摄御史大夫。“紫袍”,唐三品以上官员服紫袍。
虽云“不能”,实“不愿”、“不屑”也。诗人疾笔如枪,直指无才无德、谄佞媚上的斗鸡之徒,或是邀功取赏、迎合玄宗好大喜功心理的悍勇之将,两种人物得势并非偶然,正是“上有所好”的结果。前者趾高气扬,后者不恤士卒,而皆权势倾天,炙手可热,透露出时代的病态和潜在危机。
接下来四句,转写才人志士的悲愤落寞。俯首北窗,吟诗作赋,洋洋万言竟然不值一杯水。世人对于他们的才华不屑一顾,有如飘风过耳一般毫不在意。“东风射马耳”,马耸着耳朵,风吹不进,比喻听不入耳。这可能是当时的习语。“射”,吹的意思。
既不愿迎合时俗,又不能接济天下,世人更是不屑一顾,诗人只有空负了锦绣文章、诗赋才华。当权者气焰冲天,有才者失志落寞,一冷一暖,一荣一辱,对比之中,当可见到诗人悲愤交集之心情。此明为王十二鸣不平,实亦鸣己之不平,为全诗主旨所在。
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折杨黄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犹来贱奇璞
诗人连用数对比喻,笔锋直指贤愚颠倒、是非不分的社会现实。你看,那些鱼目一般的庸才也讥笑于我,又恬不知耻地自诩和稀世明珠等同;骏马有志,不得舒展,跛驴却在春风中得意地鸣叫。庸人鱼目混珠,扬扬自得;贤才无人欣赏,不得其用。两相对照,效果分外鲜明。
“明月”,珍珠名。“骅骝”,良马,比喻贤人。“蹇驴”,跛驴,比喻小人。“拳跼,曲而不伸之意。“璞”,包着玉的石头,此用以比喻被埋没的人才。
接着,诗人指出造成贤愚颠倒的原因是统治者无德无识。写他们目不明,用了和氏璧的典故;写他们耳不聪,用了曲高和寡的典故。他说:《折杨》、《黄华》这种流行的曲调颇能符合俚俗之人的口味,才德浅薄的晋君不配听《清角》这样苍凉悲壮的乐调;能唱《下里巴人》曲子的凡俗之人,谁能唱和高雅的《阳春白雪》曲呢?何况楚国人向来不懂得识别稀世的璞玉。
“折杨”二句谓曲高和寡,贤能之士不被任用。“折杨”、“黄华”,都是古代流行的通俗乐曲。“清角”,是古代的悲壮乐调,据说只能演奏给有才德的人听。据《韩非子·十过》记载,晋平公德薄,却强迫音乐家师旷为他演奏,结果风雨大作,裂帷破幕,屋瓦飞散。平公受惊得病,晋国也大旱三年。“巴人”,即《下里巴人》,古代一种比较通俗的曲调。“阳春”,即《阳春白雪》,古代一种比较高雅的曲调。前者通俗,能唱之者多;后者调高,能和之者少。这里借指自己才德很高,知音却少。接下来用楚人卞和献玉的故事指责玄宗不能鉴识人才。据《韩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于楚山中,献给楚厉王,后又献给楚武王。二人皆不识良玉,反诬和氏欺诳,分别砍去了他的左右两足。楚文王即位之后,始命玉工开凿璞玉,发现其中的宝玉乃稀世珍宝,于是名为“和氏璧”。“犹来”,即从来,由来。
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
我一向轻财好施,最后只落得千金散尽,知交零落,临老也只是一个遭人轻视的读书人。谈笑之间,稍有不慎,就会被苍蝇一般龌龊的小人罗织罪名,巧言诽谤。曾参怎么会去杀人呢?可他的母亲听到别人三进谗言就已经大惊失色,产生怀疑。
这是诗人抒写遭人谗毁的悲愤。《诗·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苍蝇污秽,变白为黑,比喻谗人颠倒是非。“贝锦”,有花纹的贝壳,比喻花言巧语。《诗经·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太甚。”此谓诗人动辄得咎,谤声四起。人言可畏,小人的馋毁,使信任自己的人也发生动摇。曾参,春秋时鲁国人,孔子的门徒。曾参在郑国时,有与曾子同名姓者而杀人,别人告诉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正在织布,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杀人,安坐不动,神态自若地织布;但接着又有两个人告诉她同样的消息,其母疑惧,投杼下机,逾墙逃走。
然而,就在诗人身受挫折之时,仍旧保持了相当的自信和傲岸之气,对于自己的才华深信不疑;对于庸才,嬉笑怒骂;对于统治者,一针见血,直斥其弊。
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
自此至诗篇结尾,慨言荣辱穷达,皆不足论道。诗人说:握着你的手啊和你推心置腹,荣辱之事对于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孔子尚且为凤鸟不至、麒麟被获而伤感叹息,那董龙之类的鸡鸣狗盗又算是什么东西!你我为人傲岸不同流俗,君主恩情渐疏,引荐之人也徒费苦心,我们心中的志向大多不能实现。
“孔圣”,指孔丘。古人认为凤凰和麒麟是祥瑞之物,太平时才出现。孔子曾为凤鸟不至而哀叹,又为麒麟被获而悲伤,以为自己生逢乱世,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孔圣人尚且如此,何况自己呢?
诗意至此,忽又跳宕转折,由强自宽解转为愤激不平,不禁大声怒斥如董龙之辈的奸邪小人。“董龙”,北朝秦主苻生宠臣董荣,小字龙。据《晋书·苻生传》,宰相王堕性情刚毅,对董荣疾之如仇,上朝之时,不屑搭理他。有人劝其敷衍一下,他说:“董龙是何鸡狗?而令国士与之言乎!”最后王堕被董龙残杀。此处是以董龙暗指玄宗所宠幸的近臣。
继而,诗人又慨叹自己性情傲岸,卓尔不群,以至多逢遭不幸,坎坷终身。“不谐”,指不能随俗。“乖”,违反,指事与愿违。
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
东汉的隐士严陵见了光武帝只是长揖而不行君臣下拜之礼,我们又何必佩带长剑,在宫廷中侍奉皇帝呢?仕途显达不足珍视,仕途潦倒也不必悲伤。当年韩信羞与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列,祢衡更耻于和屠宰卖酒者为伍。
严陵,即东汉隐士严光,字子陵,曾与光武帝刘秀同学。刘秀做皇帝后,严光隐居。帝亲访之,严不受其命,始终以朋友之礼相待。“长剑拄颐”,佩剑长可触及面颊。“事玉阶”,在皇宫的玉阶下侍候皇帝。韩信,汉初大将,开国功臣。楚汉战争期间,曾被封为齐王。汉王朝建立后,改封楚王,后降为淮阴侯。《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降为淮阴侯后,常称病不朝,羞与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列。祢衡,汉末辞赋家。《后汉书·祢衡传》载,祢衡少有才辩,而气尚刚毅,矫时慢物。他来到许都,有人问他与陈长文、司马伯达有无来往。他回答说:“吾焉能从屠沽儿耶!”“屠沽儿”,以屠宰和卖酒为业者,古代士大夫阶层以其为贱业,故轻视之。
这里,诗人自比严陵、韩信、祢衡等才志之士,重申不愿与群丑同列。其情如长江大河,自由奔泻,有浪涛奔涌之美。
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你不见北海太守李邕,他的英雄风姿如今何在?你不见尚书裴敦复,他的坟墓上已经长满了荆棘蒿草!
李北海,即李邕。裴尚书,即裴敦复,唐玄宗时任刑部尚书。李、裴皆当时才俊之士,天宝六载(747),二人遭奸相李林甫的嫉恨,被捏造罪名,惨遭杖死,天下冤之。由此可见朝政之黑暗,时局之混乱。诗人把他们的遭遇作为贤愚颠倒、是非混淆的例证提出来,这种襟怀磊落、放言无忌的精神,给诗歌披上了一层夺目的光彩。
诗人似乎要决意浪迹江湖,远离这豺狼当道、魑魅搏人的现实。他说:我少年时就想效仿范蠡,泛舟五湖,如今见此情境更要弃绝那钟鸣鼎食的富贵生活。“五湖”,太湖及其周围的四个湖。“五湖去”,是借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功成身退,隐居五湖的故事,说明自己自少年时代就有隐居之志。“弥”,更加。“钟鼎”,鸣钟列鼎而食,形容贵族人家的排场,这里代指富贵。
诗人早年曾经说过,“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但他的归隐有一个前提,就是须待“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现在,既然还没能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当然也就不会真的去归隐。所谓“泛五湖”、“疏钟鼎”,只不过是他发泄牢骚和不满的愤激之词。
【评解】
这篇长达五十一句的杰出之作,以议论式的独白为主,重在揭示内心世界,刻画诗人的自我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此诗已不见李白其他诗作中那种神游物外、飘逸潇洒的神采,而是充满了傲岸心灵在现实中呐喊挣扎的痛苦愤懑之情。同时,由于诗人对生活观察的深刻和特有的敏感,使这首诗反映了安史之乱大动荡前夕,李唐王朝政治上贤愚颠倒、远贤亲佞的黑暗现实。全诗体式自由,用五七言歌行,句式参差错落,杂以大量典故和生动比喻,使议论以形象出之。从头至尾,激情喷涌,行文如挟海上风滔,具有排山倒海的气势,读之使人心潮难平。
【诗人名片】
李白简介
李白的诗,传诵千古。他的家世和出生地,还是一个谜。
现在一般认为,李白生于唐长安元年(701),卒于宝应元年(762)。关于他的出生地,一说生于蜀中(今四川江油市青莲乡);一说生于中亚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尽管尚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从五岁到二十五岁期间,一直生活在蜀中。说他的故乡是四川,是没有问题的。
李白的父亲没有做过官,可能是一个富商。李白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六甲”是计算年月日的六十甲子,也用于小孩识字。“百家”是诸子百家的各类杂书。从李白诗文中所引词章典故来看,他读的书的确是很多的。
在读书之外,李白还学习剑术,大概水平还不错。他的一位朋友魏万曾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后来漫游时,李白可能常常佩剑在身,同为“饮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就说他“袖有匕首剑”。
大约十八岁时,李白在家乡附近的大匡山,跟随一位名叫赵蕤的隐士读书学习。赵著有《长短经》一书,主要论述王霸之道,研究帝王统治之术。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李白与山林禽鸟相亲,没有下山进过城,后来他时而想过问政治,时而想隐退,多少受过赵蕤的影响。
二十岁时,李白出游成都,上过峨眉山、青城山,到过川东一带。巴山蜀水是他终生的记忆和财富,给了他创作的激情和灵感;故乡的月亮同样让他念念不忘。这些都是他诗歌中很重要的意象。
李白的整个青年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即历史上所说的“开元盛世”。李白一生,对政治是有很大热情的,但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走科举的道路,而是采取了另外一种也很时兴的方式,即漫游、干谒。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同时,广泛结交朋友,拜访公卿名士,以提高声望,求得仕进。
大约在二十五岁那年,李白离开蜀地,开始了漫游生活。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家乡。此后,但凡提到蜀地,他都有一种浓烈的故乡情怀。到了晚年,他更是思念不已,就像他在《宣城见杜鹃花》中所流露的:“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李白由水路经巴渝,出三峡,游历了今湖北、湖南一带楚国故地。而后继续东游,到达今江苏南京、扬州,浙江绍兴等地。他一路游览山川奇景,写了不少好诗,大多自然清新,如童稚般脱俗与率真,可见其心怀之清朗,情感之澄明。这一时期,吴越民歌的风韵,给了他新的创作营养。
初次远游的李白,意气风发,广事交游,轻财好施,他后来说:“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
开元十五年(727),二十七岁的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安陆,入赘许府,妻子是唐高宗时的宰相许圉师的孙女。李白在这里住了大约十年。这一时期,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与人生愿望:“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范蠡)、留侯(张良)浮五湖,戏沧洲。”
开元十八年(730),李白初入长安,寄居在城外的终南山中,想走一条由布衣而至卿相的“终南捷径”。他奔走于王公贵人之门,希望得到引荐,却四处碰壁。因交友不慎,他曾和一批市井少年浪游于长安。最后,李白不得不怏怏而去,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洛阳、太原等地。
李白在安陆呆的日子并不很多,他常常以诗酒会友,在游襄阳(今湖北襄樊)时,结识了隐居在鹿门山中的孟浩然。更多时候,他四处游历,结交官员名流,时而上书自荐,时而赠诗抒怀,时而面见陈情,通过种种努力来展示自己的才情和政治抱负,但这一切的努力都没见效。这一时期的生活,李白自称为“酒隐安陆,蹉跎十年”,颇为恰当地概括了他的心境和处境。
十年漫游,李白感到了从政的艰难,体会到人生道路的坎坷。他写下了很多重要的作品,其中乐府歌行呈现出江潮汹涌之势。在很多诗篇中,他显得有些焦灼和烦闷,在对理想的憧憬中,伴有不安和茫然;在自信进取的豪情中,鼓荡着不平之气。
大概在三十七八岁时,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李白将家迁往山东。最常住的地方可能是任城(今山东济宁)。由于许氏夫人病逝,李白在这里与一位姓刘的妇人结了婚,后来又离异。在山东之初,他常与孔巢父等人相会于徂徕山,纵酒吟诗,人称“竹溪六逸”。
李白曾自述“我家寄东鲁”,寄了大约二十年。但他本人呆的时间不多,他是闲不住的,仍然到处去游历;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
天宝元年(742),玄宗皇帝下诏,命李白入京。李白时年四十二岁,初闻征召,喜出望外,他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在朝中任职的名士贺知章一见到他,就说其诗“可以泣鬼神”;又读其《蜀道难》,呼为“谪仙人”。李白声名更是大振。当时玄宗对他也颇欣赏,召见于金銮殿,命待诏翰林。
李白风光了一阵子,自己也颇以为荣,他以为施展才能的机会来了。但他很快发现,所谓待诏翰林,实际上就是做个以文学词章而备顾问的侍从,一个皇帝的高级清客而已。玄宗只是让他侍宴陪酒,写些应酬歌颂文章,并没有重用他的意思。这与他的理想可谓大相径庭,于是渐渐流露出失望和厌倦情绪。他常和贺知章等人狂放纵酒,号称“饮中八仙”。后来杜甫曾这样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大概因为恃才傲物,李白得罪了一些权贵,遭到排挤和非议,渐渐被皇帝疏远。
李白自知不为朝廷所容,就在天宝三载(743)春,上书请求“还山”,玄宗以其“非廊庙器”,赐了些钱,把他打发走了。李白临行前后,赋诗多首,或怨愤不已,或恻怆难平;虽有诀别之辞,也有恋朝之情,其痛苦远甚于初入长安离京之时。
在长安呆了两年,李白置身于社会的最高层,经历了由大喜而大悲的重大转折,这不能不对他的心境与诗风产生重大影响。他先前作品中的亮色调已经有所减淡,开始变得郁怒,显得更为沉厚。他对现实的观察,虽不能说已深刻,但至少已有些厚重与苍劲。这一切预示了在以后的十年中,他风格的重大转变。
告别帝都之后,李白重又踏上漫游之路。途经洛阳时,认识了比他小十一岁的杜甫。后又与杜甫、高适一起畅游梁、宋一带。
从天宝三载到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李白一直处于漂泊之中。这就是史料所说的“十载漫游”,也就是李白自己所说的“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梁园即今河南开封。李白在这里最后一次结了婚,其夫人宗氏是武后朝的宰相宗楚客的孙女。李白的子女仍居东鲁。李白以这两地为依托,但都没有久住,他往南到过吴越,往北去过幽州,有不少地方,如金陵等地,则是旧地重游。他的漫游,一是求仙访道,一是寄情山水,此外也是寻求为国效力的机会。
与第一次漫游相比,李白这一时期的出世思想重了许多。他在离开京城的那一年,就在齐州(今山东济南)入了道籍,还炼丹烧药。但神仙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回东鲁旧居后不久,他大病了一场,当是身心交瘁所致。道教对他而言,更多的是失意之中的精神寄托。在他心里,隐与仕的矛盾时常交织着。
这一时期的李白,生活是窘困的,“归来无产业,生事如飘蓬”;心情也很悲愤,“摧残槛中虎,羁拽鞯上鹰”,但始终没有丧失他的乐观和自信,也没有放弃他的政治理想,他相信自己“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英”。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得到朝廷的任用。
在漫游当中,李白对社会现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对权奸擅权、朝政昏庸、国是日非深感忧虑和不安。表现在诗中,他已从基于一己的朦胧的焦躁不平,开始进入家国之忧的更开阔也较为沉厚的思索。
天宝十三载(754),李白在扬州与魏万(后来改名魏颢)相识。为了寻访李白,魏曾追寻数千里。李白似乎很欣赏他,将诗文交给魏万,请他日后编集作序。魏万考中进士后,将李白的诗文编成《李翰林集》,并撰写了序言。可惜这个集子如今已不存,留下来的只有魏万的那篇序言。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战火迅速蔓延及河北、河南。李白携宗氏夫人出逃南奔,开始往越中避难,不久即隐居于庐山。李白一路写了许多诗篇,表达了对乱军的痛恨,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担忧。
天宝十五载(756),玄宗奔蜀。太子李亨于七月在灵武即帝位,是为肃宗,改年号为至德。同年,唐肃宗的弟弟永王李璘以抗敌为号召,率军沿江东下,途经九江时,永王派人三次上山请李白入幕。李白出于报国立功的愿望,想趁机实现平生大志,于是应邀,谁知不幸从此随之而来。永王与肃宗发生矛盾,不久演变成为内战,永王兵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被捕入狱。时为至德二年,李白在幕中不过一月有余。
在狱中,李白多次写信辩白,夫人宗氏也为他多方奔走,总算暂时获释。但不久,李白以“从璘附逆”罪再度入狱,被判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
至德二年(757)十二月,李白从浔阳出发,沿长江而上。这时他已经是五十八岁的老人了,报国无门,反而获罪,心情之悲苦可想而知。李白在途中苦熬了约一年,于肃宗乾元二年(759)春,行至四川奉节,朝廷因天旱而大赦天下,李白怀着“旷如鸟出笼”的喜悦,迫不及待地乘船东下。
李白东归后,来往于宣城、金陵等地之间。这时他虽预感到政治理想不可能实现了,但仍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上元二年(761)秋,大将李光弼率兵出征东南,李白当时正在金陵,准备参军平叛。这时他已经六十一岁了。终因年老多病,不得不半途折回。诗人沉痛地慨叹道:“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
宝应元年(762),李白到安徽投靠当涂县令李阳冰。同年十一月,诗人在贫病交加中悲愤地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二岁。死前有绝命诗《临路歌》一首,自比大鹏凌空,中天摧折,但仍相信他激起的余风足以流传万世。李白临终前托付李阳冰将其诗文整理编集并作序。
也就是这一年,玄宗、肃宗相继死去,新登基的代宗下诏任命李白为左拾遗。然而此时李白已不在人世。除“李翰林”外,李白因此还有一个别称“李拾遗”。
李白一生的最后几年,穷愁潦倒,生活十分凄凉。因从政而遭流放,是他一生中遭受的最惨痛的打击,也是他最痛苦的一个时期。他自己曾在流放途中说:“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然而切莫以为诗人的晚境只是愁苦潦倒,至少他意气并未随不幸而衰竭。这一时期,是他五言大篇,尤其是“选体”五言创作最丰的时期。不仅篇制宏大,而且融入了他七古长篇的气势,或张扬军威,或鸣冤呼屈,或请命自述,或纪行感怀,都似挟雷霆,似裹风雨,成为诗歌史上的一种奇观。这一时期,他的七绝更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化境。俊爽奇逸一如其前,同时寓精严于自在,信手拈来,功力尤深。
李白卒后,初葬龙山。元和十二年(817),也就是李白去世五十五年后,他好朋友范伦的儿子范传正来到宣州,寻访李白的后裔。李白的两个女儿告诉范传正,李白生前最喜爱谢朓常去的谢家青山,她们希望能把墓迁到那里去。范传正满足了李白生前的心愿,将墓由龙山东麓迁至青山之阳。龙山、青山都在淮南,具体为何处,现在仍有争议。范传正撰写了一篇《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的铭文,随后他又重新收集李白遗稿,编成文集。遗憾的是,他编的文集以及魏万编的《李翰林集》、李阳冰编的《草堂集》都没能流传至今。
李白的诗文现存者有诗九百多首,文六十余篇。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时何地,总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对一切美的事物都有敏锐的感受,把握现实而又不满足于现实,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李白的诗歌充满热烈的人生之恋,他的诗往往于旷放中洋溢着童真般的情趣。李白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善于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山水丘壑也无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
明代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李白的诗歌“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的确,在创作的过程中,诗人的感情往往如喷涌而出的洪流,不可遏止地滔滔奔泻,其间裹挟着强大的力量。因此,在诗体的选择上,他较少运用多有限制的律诗,而偏爱便于纵横驰骋、随意抒写的以乐府体为主的古诗,尤其是七言歌行。而且,这一类诗体在李白那里,比前人更为放纵自由。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李白是盛世的歌手。他的诗歌以蓬勃的浪漫气质表现出无限生机,成为盛唐之音的杰出代表,从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来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李白和杜甫,把中国诗歌艺术推向顶峰,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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