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其一)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作者】
*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因曾在山西遗山读书，自号遗山山人，世称元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七岁学诗，聪颖过人，有神童之称。后从郝天挺学。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进士。官镇平、内乡、南阳等县县令。后入朝，历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入翰林，知制诰。金亡，不仕。其诗、词、曲、文并工，尤以诗的成就最高。多反映时艰，有慷慨悲愤之音。构思奇特，写景述怀，境界开阔。七律最见功力。词学苏、辛一派，风格豪放，气势纵横。针对时弊，论诗主张建安以来的刚健朴质之风。反对雕琢浮艳，反对模拟，提倡创新。其《论诗绝句三十首》集中体现了他的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著有《遗山先生文集》四十卷，又编金人诗为《中州集》十一卷。
【赏析】
以连章七绝论诗，杜甫《戏为六绝句》首开其端，此后制作者代不乏人。金代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则是这一七绝论诗系列中最杰出的篇什。它选择汉魏迄宋末若干有代表性的诗家及其诗作加以评论，相当系统地表述了其诗歌主张及美学观点，篇幅与内容都较杜甫《戏为六绝句》更为宏富。而且在运用七绝这种体制来论诗方面，更为驾驭从容，潇洒自如，具有诗的情韵和诗人的特有气度。既是卓越的诗论，又是高妙的诗章。据诗人自注，这组诗作于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当时他住在三乡（今属河南洛宁）。本篇是其中的第四首，专论陶诗，借以表达其崇尚自然的诗歌主张。
自然，是陶诗最突出的美学特质。这种特质首先体现在诗歌语言上。在陶诗中，那种仿佛脱口而出、不假雕琢、而又情味隽永的诗句几乎比比皆是。像“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等诗句，都达到了一种“胸中自然流出”的境界。元好问用“一语天然万古新”这句诗，高度概括并热情赞美了陶诗语言这种妙绝万古的“天然”美学特征。“天然”，即自然生成，与人工造作、雕琢斧凿相对。但陶诗的“天然”，却非单纯的肆口而出，而是在朴素自然的诗句中蕴蓄着浓郁的诗情和理趣，经得起反复咀味，久而弥新，因此说“万古新”。“一语”与“万古”的对照，“天然”与“新”的映衬，既显示了陶诗之“天然”的高度美学价值，又表露了作者的欣赏赞美之情。
次句由表及里，进一步揭示出“天然”诗风的内在本质。豪华，此处特指华丽的辞藻，自然也包括刻意雕镂文饰的手段。真与淳，不只是指诗歌内容（思想感情）的真率、淳厚，更是指它所包含与体现的陶渊明的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陶渊明强调自己“质性自然”，崇尚抱朴含真，他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可见所谓“真淳”，正是指一种类似上古时代的合乎自然的淳朴真率的人性。陶诗的内在审美价值，正是表现了这种真淳的人性之美。元好问认为，要表现“真淳”的人性美，靠“豪华”的辞藻和雕琢的手段只能是南辕北辙。雕琢伤真，华侈失淳。只有“落尽”“豪华”，方能显现出人的“自然”质性——真淳。这里所表述的，正是“天然”诗语与“真淳”质性和谐统一的观点。
陶渊明一方面慨叹“羲农去我久”“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另一方面又仍然在追求那种似乎可望而不可即的上古之民的“傲然自足”境界。他在《与子俨等疏》中充满诗情地宣称：“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归去来辞》也说：“倚南窗以寄傲。”这是他所追求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一种生活理想与社会理想。元好问化用陶句，赞美陶潜，说陶潜高卧南窗，追踪羲皇上人的境界，并不妨碍他是晋代的人。这里颇有弦外之音。在某些人看来，那种自然质朴的诗风及其所体现的“真淳”人性，似乎只能产生在远古的羲皇之世，到了后世，风俗大变，诗也踵事增华，不可能再出现那种诗风。元好问则认为关键在于诗人是否有高逸的生活理想与情趣。陶渊明虽然生活在“大伪斯兴”，举世少真的晋代，却并不妨碍其追求抱朴含真、傲然自足的精神境界。有此境界，方能有“天然”“真淳”之诗。如果说，第二句揭示了“天然”诗风的内在本质，那么三、四两句则进一步揭示了这种诗风形成的原因。这里所显示的，正是诗风、人格和精神追求的统一。
论诗崇尚自然，是元好问诗论的一个重要观点。除本篇外，他在这组诗的第七、第二十九首也都有类似的表述：“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值得注意的是，那两首都单纯从语言风格与表现手法着眼，而本篇却由表及里，穷本溯源，从语言风格到人格、精神境界，真正揭示了陶诗美学特质的底蕴，可以说是一曲真正的陶渊明的知音之歌。
（刘学锴）
《论诗》(其二)
元好问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
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赏析】
《论诗绝句三十首》以评论作家作品为主，间或也发表诗歌主张。总的看来，元好问赞成刚健、自然的风格。这从他高声赞美曹植、刘桢为“四海无人角两雄”、陶潜的“一语天然万古新”、韩愈的“合在元龙百尺楼”，皆可以证明。特别值得注目的，是他以突出地位标榜一首北国民歌，那就是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歌唱蜚声百代的《敕勒歌》。
“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者，明转出天然。”（《大子夜歌》）这是南朝歌手夸耀南方民歌的一首比老杜更早的论诗绝句。民歌从来言为心声，不假雕琢，所以具有“慷慨”“天然”的本色。不过，“宫商发越”的南朝民歌，同“重乎气质”的北朝民歌一比较，又要旖旎得多。换言之，“慷慨”与“天然”的评语，似乎更适用于北歌。但北方文化毕竟落后于南方，歌谣的记录和整理远未受到重视，任其自生自灭，湮没不少。《敕勒歌》这首本出于鲜卑语的民谣，居然通过汉译而流传下来（据《乐府诗集》引《乐府广题》），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明乎以上道理，此诗上一联“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方有确解。两句起码含有三层意思，一是为北方民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慨叹惋惜（“绝不传”啊）；二是说《敕勒歌》的流传弥足珍贵，因其诗有“天似穹庐”之句，故以“穹庐一曲”呼之；三是说北国民歌才是“慷慨”“天然”的典范，《敕勒歌》则是典范的典范。
显然，元好问的意思又绝不是说“慷慨”“天然”之作非此莫属。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无法解释他对刘琨、老阮以及前面提到的那些作家的由衷欣赏。遗山似乎正是为了消除这种误会和可能导致的指责，从而写出了既豪迈又更有分寸的下一联：“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这里的“英雄气”，乃指汉魏杰出诗人“鞍马间为文”的气概。以“英雄”名其气，是由其诗慷慨的特色着想，也是一种高度评价。“也到阴山敕勒川”，则给《敕勒歌》以同样高度的评价。将一首短小民歌与诗人杰作相提并论，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新见和高见。前二句曾将《敕勒歌》称为“穹庐一曲”，这里又据歌的首句（“敕勒川，阴山下”），以“阴山敕勒川”相代指，“中州”和“阴山敕勒川”本是两个地理概念，在诗中则分别指代中原诗歌和北方民歌。说此处风气也到彼处，就与“春风不度玉门关”那样的说法恰恰相反，令人感到很新鲜、很有意味。
作为北魏拓跋氏的后裔，元遗山唱出“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显然是充满自豪之情的，其意蕴超出了就诗论诗之本身。虽然并非汉族人，然而在诗歌理论上，他继承了杜甫、陈子昂，自成大宗，诗歌创作上则“气旺神行，平芜一望时，常得峰峦高插，动地澜翻之概，又东坡后一作手”（《说诗晬语》）。他是可以以中原文化的传人自许的。因而“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二句，似乎还传出了由于文化联系促进民族融合的亲切消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的豪情，在这里从另一个角度，另一种意义上，得到抒发。
（周啸天）
《论诗》(其三)
元好问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赏析】
正像李商隐的诗长期以来难得确解一样，元遗山这首评论李商隐诗的绝句，其真意也长期没有为人们所理解。
李商隐《锦瑟》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由于元诗首句与李诗第四句字面全同，次句也明显化用李诗首联，因此人们很容易把元诗前两句看成对《锦瑟》诗的撮述。第三句中的“西昆”，本指宋初标榜学李商隐的“西昆体”作者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的酬唱之作（有《西昆酬唱集》），这里实际上指李商隐的诗。第四句中“郑笺”本指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为《诗经》作的笺注，这里泛指精确的笺注解说。从字面看，后两句的意思是：诗人们虽然都喜爱李商隐的诗歌，只可惜没有人为它作精确的笺解。
如果这首诗的内容仅仅是慨叹义山诗虽好而难解，那就很难称得上是“论”诗之作，而且与《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他各首迥然不同。试看其评刘琨：“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论陶潜：“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都能用精练的语言从总体上揭示出其诗歌风貌特征，为什么在论及义山诗时却只能徒叹缺乏解人呢？联系《锦瑟》诗和义山整个诗歌创作来考察，就会豁然开朗，明白遗山此诗实际上是巧妙地借用义山诗语来评论其诗歌创作，表现了他对义山诗整体风貌的切实把握。
义山诗的基本特征，是多寓托身世之感、伤时之情，渗透浓重感伤情调。而《锦瑟》正是用概括、象征的手段集中抒写华年身世之感的典型诗例。它的首、尾两联点出这首诗是闻瑟而追忆华年，不胜惘然之作，颔、腹两联则推出四幅象征性图像来形况瑟的各种音乐境界和诗人华年所经历的各种令人惘然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而“望帝春心托杜鹃”一句，正是通过望帝魂化杜鹃，泣血悲啼，寄托不泯的春心春恨这一象征性图景，来表达哀怨凄迷的瑟声和诗人的心声，像喻自己的春心春恨（美好的愿望与伤时忧国，感伤身世之情）都“托”之于如杜鹃啼血般哀怨凄楚的诗歌。那倾诉春心春恨的望帝之魂——杜鹃，不妨视为作者的诗魂。明乎此，就不难明白，元好问于《锦瑟》诗中首拈此句，正是要借此概括义山诗的基本特征，连下句实际意思是：李商隐这位“佳人”（即才人），正是要借“锦瑟”（可以包括《锦瑟》这首诗，但在这里已经泛化为整个诗歌创作）来抒写华年身世的悲怨，他的满腔春心春恨都寄托在杜鹃啼血般的诗歌中了。这里不仅概括揭示了其诗歌内容的基本特征——怨华年，而且显示了其情调的感伤哀怨和工于寄托。妙在这种概括与揭示，完全是就地取材，利用现成的义山诗句与诗语，而且连带着运用了原句中的象征手法。因此显得妙合天然，毫不费力。这种即以其人之诗，评论其人诗风的高妙手段，在论秦观诗的那首论诗绝句中也有出色的表现：“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以后的诗评家、词论家也每多采用这种手段。
理解了前两句，后两句的弦外之音也就不难听出。诗人实际上是慨叹许多爱好义山诗的诗人们并没有真正懂得它的底蕴，而自己独得其秘的含意也就隐现言外。元好问已经为李商隐的诗（包括《锦瑟》在内）作了“郑笺”。只不过它并非是对义山诗的具体解说，而是对义山诗整体风貌的宏观把握，根据这种宏观把握，笺注家当然还可以作出许多切实具体的微观解说。可惜这首诗的真意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以致这位李商隐诗的真知音的真知灼见被历史尘封了七百多年。
（刘学锴）
《论诗》(其四)
元好问
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
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
【赏析】
同时齐名的两位作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也会分出高低，一般认为是品评孟郊的这首诗，实际上是一篇“韩孟优劣论”。
孟郊字东野，中唐著名诗人，与韩愈齐名。他性格孤直，一生贫困，与贾岛一样以“苦吟”著名。韩愈形容他“刿目怵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贞曜先生墓志》）；又给他的诗以相当高的评价：“有穷者孟郊，受才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不过，韩愈说孟郊可上继李杜，就不免有私阿之嫌。襟抱旷达的苏东坡是尊韩的，但不甚喜孟郊诗，以“郊寒岛瘦”并列而不赞成韩孟并称：“夜读孟郊诗，细字如牛毛，寒灯照昏花，佳处时一遭。……要当斗僧（指贾岛）清，未足当韩豪。”但有时也表示欣赏：“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读孟郊诗二首》）而推崇苏轼的元好问对韩孟诗亦作如是观。
《六一诗话》说：“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喜为穷苦之句。”大体符合事实。此即首句“东野穷愁死不休”的最好注脚。《诗经·小雅·正月》云：“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而孟郊诗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元好问就概括这些诗意来作为孟郊及其诗的形象性评语：“高天厚地一诗囚。”“诗囚”这个称号，恰当地概括了孟郊诗穷愁的主要特征及作者本人的主观看法，虽不如“诗仙”“诗圣”“诗豪”“诗鬼”那样被普遍地认可，要亦有充足理由。另一首《放言》中他干脆把贾岛也圈进来：“郊岛两诗囚。”“诗囚”这个称呼在这里显然是带有贬义的，在这一抑之后，诗人用韩愈作对比，对后者给以很高评价：“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韩愈曾被贬为潮州（即潮阳）刺史，故诗中以“潮阳笔”代指韩愈诗文，以“江山万古”予以标榜，则暗用杜诗“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意言其足以不朽。末句用《三国志·魏书·陈登传》的著名典故，陈登（字元龙）因不满于许汜碌碌无为，令其睡下床而自卧上床，许汜一直怀恨，刘备知道了却说，如换了他，则“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元好问把陈登事刘备语精要地铸为“元龙百尺楼”一语，说韩孟诗的比较岂止上下床之别而已。联系到韩愈“低头拜东野……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醉留东野》）等诗句，这里言下之意也有“退之正不必自谦”之意。
如果仅仅是扬韩抑孟，也只不过揭示出中唐诗中奇险一派两大诗人孰优孰劣的事实。但此诗的用心不限于此，它包含着更丰富的意味。元好问其实并不鄙薄孟郊，倒常常引孟郊自喻：“苦心亦有孟东野，真赏谁如高蜀州。”（《别周卿弟》）“孟郊老作枯柴立，可待吟诗哭杏殇。”（《清明日改葬阿辛》）就作诗的苦心孤诣，情感真挚，不尚辞藻，不求声律而言，他与孟郊也有一致之处。然而正如苏东坡爱白居易，而又批评“白俗”一样。由于知深爱切，反戈一击，反容易命中要害。元好问对孟郊的批评，实际上也是爱而知其丑。赵翼《题遗山诗》有句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像元好问这样以国事为念的诗人，当然不会十分推崇孟郊那样言不出个人身世的作家。对于雄健奇创、有大家风度的韩愈，也就更为低首下心。在《论诗》中他曾两次通过对比表扬韩愈诗风，实有“高山仰止”的诚意。
元好问《论诗》系效法杜甫《戏为六绝句》而又有所发展。杜诗数首于作家只及四杰，而元诗常在一诗中比较两家，就是一种出新。此诗在写作上很注意形象性，因而说理议论中颇具情采，“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比“未足当韩豪”那种概念化抽象的诗句，也就更有韵味、更易传诵。
（周啸天）
《论诗》(其五)
元好问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赏析】
研究或欣赏文学作品，人们常常有这样的体会，即单独品味某家作品，想准确地抓住它的风貌特征，或许觉得不易。而如果能够找出有关作家，加以对照比较，则他们的特征，就可能被看得清楚一些。这首论诗绝句，运用的正是比较法。秦观《春日》诗：“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虽然是轻雷细雨，但芍药和蔷薇已感承受不了。诗人把春天的花写得非常娇柔，而他自己惜花的心情也显得非常纤巧细腻。这首《春日》在秦观小诗中很有代表性，取样评诗取出这首来是不错的，但怎样才能把这种风格讲清楚，给人留下突出印象，仍然不是轻而易举的。“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这里，品评鉴赏的功夫，更突出地表现在拈得了一个足资参照的对象。韩愈的诗，雄杰奇横，阳刚之气最为充足，而《山石》一诗，除诗题本身就有重、拙、大的特征外，其中写雨后的句子是“芭蕉叶大栀子肥”，对照之下，送给秦观之作以“女郎诗”的雅号，真是既用得准而又善于调侃。
四句诗评论了两个诗人，由于材料典型，形象生动，对比鲜明，有让人豁然领悟的效果。再加上富有情韵和风趣幽默，又让人感到诗意深长，极耐寻味。
以绝句论诗，当然也有它的局限。诗歌短小，又为韵语所限，不能畅所欲言，面面俱到，因此，元好问这首诗，也遭到后人种种批评。如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诗题各有境界，各有宣称。杜少陵诗光焰万丈，然而‘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分飞蛱蝶原相逐，并蒂芙蓉本是双’。韩退之诗，横空盘硬语，然‘银烛未销窗送曙，金钗半醉坐添香’，又何尝不是女郎诗耶？”袁枚似乎有点强辩，元好问论的是诗人整体风格，秦观之作也有不属于女郎诗的，杜、韩也偶尔有几联绮丽的，但并不因此就泯灭了杜、韩和秦观之间刚健遒劲和柔媚婉弱的总体区别。元好问以秦观名句标举其诗，是承认他和韩愈“各有境界”的，但境界有品级之分。元好问对于韩、秦二家的诗，应该说是既看到了他们各有境界，又看到他们属于不同的品级。“《山石》拈来压晚枝”，自有它一定的道理。
（余恕诚）
《论诗》(其六)
元好问
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
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赏析】
这首论诗绝句最别致之处，就在于它的隐喻性，诗本身给我们刻画展示的，是闺房女红（gōng）。诗人虚构情节，也有一点凭借，那就是《桂苑丛谈》的一段故事：“郑侃女采娘，七夕陈香筵，祈于织女曰：‘愿乞巧。’织女乃遗一金针，长寸余，缀于纸上，置裙带中，令三日勿语，汝当奇巧。”后来人们就用“金针度人”代指传授秘诀。“晕碧裁红”，是女红剪裁之事，犹言“量碧裁红”；但“晕”有染色之义，亦是做衣绣花的一环。“点缀匀”指略加衬托装饰，使成品更完美。“一回拈出一回新”，则是说采娘得了织女秘传，遂能得心应手，花样翻新。这两句完全是元好问的创造，根据在“汝当奇巧”一句话。后两句则转折到故事的要义上来，就是采娘对织女有所承诺，即不泄露天机。所以对于别的女伴只能是“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诗人在叙事中，略去了原型的神话成分，而更多地描绘了一种生活情景，生活中不是就有这样的能干而矜持的巧妇吗？所以元诗实是一种再创造。其手法大致与唐人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相近，二诗可谓异曲同工。
元好问运用古代传说的目的乃在论诗，从这个角度看，此诗又有深刻的哲理。《桂苑丛谈》故事本身就包含一个生活哲理，那就是创作能力是不能像技术一样传授的。虽然它采用了神话的外衣，类乎天方夜谭，但剥去这层玄虚的外壳，就能看到闪光的内核。《庄子》中“轮扁斫轮”的故事说匠人可以教人方圆规矩，但不能把修习的造诣传给人，哪怕这人是他的儿子。这个不能传人的造诣，在《桂苑丛谈》中就形象化地变成“金针”，看来“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并非不把金针度人，而是无法金针度人。大抵圣于诗者，早已到了得鱼忘筌的境界，你要向他要筌，筌早已不知哪里去了，他只能示人以诗。元好问形象地告诫人们，要写出好诗，就要加强自身的修养（不外思想、生活、艺术三个方面），修养到家，自然会“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庄子》），所谓“眼处心生句自神”，如果一味贪走捷径，最多只能得到“古人之糟粕”，正是“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
朱熹说：“子静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其所以不说破，便是禅。所谓‘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他禅家自爱如此。”（《元诗纪事》引《月山诗话》）这并非元好问诗句的原意，但由此也可以看出“鸳鸯”两句富于机锋或理趣，可以给人多方面的启发。
（周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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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论诗(录六首)》原文赏析-元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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