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翠微盍叶垂鬓唇。
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
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
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
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
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题解】
《丽人行》是一首“旧瓶装新酒”的七言乐府诗,诗题在汉代刘向《别录》中已有记载。但因其内容是直接针对当时的宰相杨国忠兄妹,不用古乐府借古喻今的惯例,所以中唐的元稹称其为“新乐府”。今天看来,可以视为杜甫新题乐府中的例外。这首诗大约作于天宝十二载(753)。此前一年,杨国忠官拜右丞相兼文部尚书,势倾朝野。
《丽人行》是杜甫的名篇,描写的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杨国忠兄妹在长安城南曲江游宴时的情景,讽刺了他们骄奢淫逸的丑行,也从侧面曲折地反映了唐玄宗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
【句解】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三月三日这一天,天气晴新;在长安城的曲江池畔,丽人聚集如云。开头先点出时间,是三月三日上巳节。古时的上巳节,原定于三月上旬的一个巳日,所以叫上巳。曹魏以后,这个节日才固定在三月三日。早先,人们到水边去游玩采兰,以驱除邪气,祓除不祥。后来逐渐演变成郊游踏青、水边宴饮,反而重在赏玩景物和饮酒作诗,其祭神沐浴的原意则慢慢消失了。“水边”,指曲江池边,在唐都城长安东南角,景色秀丽,是游览胜地。唐朝时,这一天多有仕女赏游于此。唐人刘笃《上巳日》诗有云:“上巳曲江滨,喧于市朝路。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遇。”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丽人们姿态浓艳,神情高远,模样端庄,天真自然,并且一个个肌肤纹理细腻,骨肉标致匀称。齐梁以来的歌行体善以富丽的词采赋写女子容饰,诗人借鉴这一传统手法,用工笔画一般细腻的笔法、富丽的色调,渲染丽人们娴雅的体态,优美的姿色,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高贵身份,一看就是皇亲、贵族。明末王嗣奭《杜臆》评价说:“本是讽刺,而诗中直叙富丽,若深不容口,妙妙。”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诗人在描写丽人容貌之后,接着言其服饰之华丽:绣花绫罗的衣裳,辉映着那暮春的风光,上面有金线绣的孔雀,银线刺的麒麟。“蹙金”,一种刺绣方法,用金线绣花而皱缩其线纹,使其紧密而匀贴。也可指这种刺绣工艺品。
头上何所有?翠微盍叶垂鬓唇
头上戴着什么呢?翠青色的盍彩叶一直下垂到双鬓。“翠微”,本来形容山光水色的青翠缥缈,这里是指天然的翠青色。“盍叶”,即盍彩叶,古代妇女发髻上的花饰。“鬓唇”,即鬓边、鬓脚。
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
继描绘头饰之后,又推出背部特写。背后见到什么?是缀满珍珠的裙腰,看哪,多么稳称合身。“珠压”,谓珍珠缀于腰带,压住使其下垂,不让风吹动,既合体,又沉稳,所以下面说“稳称身”。“腰衱”,裙带,这里作腰带解。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
诗人在前面描写的是一般丽人,其容貌服饰之华美已不待言。不过,她们都是陪衬,现在,主角要出场了。你看,江边有几座轻柔飘洒如云雾的帐幕,里面是杨贵妃的姐姐们,就是那被皇上封为“虢国”、“秦国”的国夫人。“云幕”,这里代指皇帝的处所。“椒房”,本指汉代皇后居室,以椒和泥涂壁,取其温暖,兼辟除恶气,使有香气,后世因称皇后为椒房。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均为杨贵妃的姊妹,所以说“椒房亲”。杨贵妃,本是唐玄宗之子李瑁的妻子,后被玄宗看中。《旧唐书·杨贵妃传》载,贵妃大姐封韩国夫人,三姐封虢国夫人,八姐封秦国夫人,出入宫掖,并承恩泽。唐玄宗特令每月各给十万钱,专作脂粉之费,平日赏赐更是不计其数。她们出门游玩时,各家成一队,穿一色衣服,仿佛云锦粲霞;车马仆从,堵塞道路。中唐画家张萱曾画过《虢国夫人游春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情景。杨贵妃的叔叔和兄弟也都通过裙带关系,被加官进爵,其中杨国忠更是以椒房之亲而官至丞相。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
她们在云帐里面摆设酒宴,用色泽鲜艳的铜釜盛着香喷喷的紫驼峰肉,用水晶圆盘盛着肥美的清蒸鲜鱼。“峰”,一作“珍”。“素鳞”,白色的鱼。这里的“翠”,并非翠色或翡翠的意思,因为当时的釜一般都是用黄铜制作,即使其耳或柄可用玉作装饰,但以“翠釜”来指玉饰的釜,也是不大妥贴的。故“翠釜”实际就是指色泽金黄鲜艳的铜釜,这与称华美的楼阁为“翠楼”用法相同。而在修辞上,以“翠”与“紫”相互映衬,更能衬托出杨氏姐妹食馔的珍美、生活的豪华与奢侈。
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
手捏犀牛角做的筷子,却迟迟不夹菜,因为这些早就吃腻了。只可怜那些手拿弯刀精切细作的厨师们,他们可是白白地忙活了一场。“犀箸”,犀牛角做的筷子,言餐具之贵重。“厌饫”,饱食生腻。“鸾刀”,刀环装有鸾铃的刀,古代一般在祭祀时割牲用。“缕切”,切成细丝,言食物之精美。“纷纶”,忙碌之意;前加一个“空”字,有劳民伤财之意。
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
太监们飞马回宫报信,却不扬起灰尘,不一会儿,就有天子的御厨络绎不绝地送来海味和山珍。从这样的排场中,可见她们受到皇帝何等的宠幸。“黄门”,指太监。因东汉有黄门令、中黄门诸官,皆为宦官充任,故称。“飞鞚”,疾驰的马;鞚,原指马笼头,这里借指马。“八珍”,最早出现在《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中。文中说,周天子进膳时,“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珍用八物”,就是说珍贵的肴馔要取用八种东西,于是就有了“八珍”之说。后来,“八珍”就成了珍贵食物的代名词。
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
宴席上箫鼓奏出清音,缠绵宛转的乐曲感动鬼神。宾客随从众多而杂乱,满座都是当朝的达官贵人们。这两句暗指贵人受宠,趋炎附势者众多。“箫鼓”,一作箫管。“杂遝”,众多杂乱貌。“要津”,原指重要的津渡,亦比喻要害之地,这里指显要的职位、地位。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
最后骑着马,姗姗来迟的,是杨丞相。他大模大样,旁若无人,来到轩门才下马,步入锦毯铺地的帐篷,去会国夫人。“后来鞍马”,指杨国忠,却故意不在这里明说。杨国忠于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拜右丞相兼文部尚书,外凭右相之尊,内恃贵妃之宠,擅权专断,颐指气使,阻塞言路,使朝政昏暗。“逡巡”,原意为欲进不进,这里是顾盼自得的意思。
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
曲江岸边,杨花如雪飘落,覆盖在白苹上。传情的青鸟飞过,叼走了国夫人的红手巾。这两句借曲江池边景,巧用北魏胡太后私通杨白花的故事和青鸟传书的典故,含蓄而又尖锐地揭露了杨氏兄妹淫乱无耻的丑行。
“白苹”,指水中浮草。北魏胡太后曾威逼杨白花与己私通,杨白花惧祸,降梁,改名杨华。胡太后思念他,作《杨白花歌》,有“杨花飘荡落南家”,及“秋去春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之句。《世说》里说:“杨花入水,化为浮萍”之说,意思是杨花、白苹实为一体。杨国忠与虢国夫人本为兄妹关系,就像那杨花、白苹一样,但据宋代乐史《杨太真外传》,二人有淫乱丑行。这一句既是喻讽,又暗合诸杨之姓。
“青鸟”,最早出自《山海经》,是神话中的鸟名,西王母的使者。相传西王母将见汉武帝时,先有青鸟飞集殿前。后被用作男女之间的信使,这里喻指为杨氏传递消息的人。“红巾”,妇女所用的红手帕,这里是说使者在暗递消息。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丞相权势正天下绝伦,炙手可热好怕人。游人啊,请小心,那座帐篷千万别去靠近,惹怒了丞相,可别怨他怪罪!“丞相”,指杨国忠,直到这时,才在诗中点明。而诗至此高潮,即戛然而止。清代黄生《杜诗说》云:“先时丞相未至,观者犹得近前。及其既至,则呵禁赫然,远近皆为辟易(即远远躲开)。此段具文见意,隐然可想。”诗句表面似乎含蓄,实则非常尖锐;表面似乎幽默,实则非常辛辣。炙手可热,原意是手一接近就感受很热,使人接近不得,引申比喻权势气焰嚣张。“绝伦”,无人能比。
【评解】
这首诗本刺杨家兄妹,开头反从一般丽人写起,描绘其体貌服饰的华美,既是陪衬,又十分含蓄。继而笔锋一转,点出虢国夫人与秦国夫人,盛言排场的盛大、宴游的豪奢及趋炎附势者之众,见出杨氏兄妹的骄宠之态。最后写杨国忠威势煊赫、意气骄恣,并暗示其淫乱行为。结尾两句,才算把主题点出,但依然不着议论,而是让读者自去体会。全诗语极铺排,富丽华美中蕴含清刚之气。虽然字面上不见讥刺痕迹,但在惟妙惟肖的描摹中,其隐含犀利的讥讽,已然入木三分。正如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所评:“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
【诗人名片】
杜甫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又称杜少陵、杜拾遗、杜工部。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的瑶湾。他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的著名诗人,做过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杜甫早慧,七岁便开始学诗,他自己回忆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十五岁“出游翰墨场”时,他的诗文已经引起洛阳名士的重视。二十岁后,杜甫的生活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南北壮游: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开元十九年开始,为了解社会,结识名流,杜甫几次漫游,历时十余年。第一次漫游是在江南吴越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结果落榜。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在这两次漫游里,他看到了秀丽雄伟的山川,感受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与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已是声名远扬的李白相遇,李白的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二人共游梁宋、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结下深厚的友谊。此后,他曾先后写了十一首诗思念或酬赠李白。次年(745)秋,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再没有会面。
(二)困居长安:天宝五载(746)至十四载(755)。杜甫到长安,目的是谋求官职,有所作为。天宝六载,玄宗诏征天下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应试,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要证明“野无遗贤”,所有的应试者无一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辞气壮伟的“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但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推荐,也都毫无结果。十载长安的困守,杜甫未能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抱负。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难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天宝十四载,杜甫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下层生活,看到了人民的痛苦,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杰作。十年困守,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三)为官流亡: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 州羌村,只身北上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押到长安。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一首》),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却又很接近皇帝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就在作谏官的头一个月,他因“见时危急”,上疏营救房琯的罢相,不料触怒肃宗,遭到审讯,几受刑戮。八月,他由凤翔回到 州探视妻子。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758)五月,杜甫受到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中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琯等被排斥。“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二十首》),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停留一月后,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四)漂泊西南: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这十一年内,杜甫在蜀中八九年,在荆湘两三年,写了一千多首诗,占《杜工部集》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尤其是旅居夔州(今四川奉节)期间创作的律诗,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和前期不同的,这一时期的杜诗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创造性地赋予了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五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上元二年(761)末,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了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叛乱,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宝应二年春,延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结束,但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结束,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五月,杜甫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漂泊西南生活的前半阶段。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在夔州居住不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有诗四百余篇。
后来,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杜甫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大历四年至五年是他生活的最后两年,居无定所,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十分凄凉。他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大历五年(770)冬,已半身偏枯的诗人贫病交困,飘零在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的一叶扁舟上,写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这首三十六韵的长诗,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为念。除了摇橹的船夫和一盏残灯与他作伴之外,仅剩下凄苍肃立的青山和瑟瑟入骨的寒风。几天后,诗人便溘然长逝了,终年五十九岁。
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四十三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他空有“致君尧舜上”的远大抱负,却始终未得到重用,一生饱经忧患。战乱的时局把他卷入颠沛流离中,使他真切地接触了当时的种种社会景象,因而能更深刻地体察到各种矛盾和弊端,体验到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并用诗歌把这一切反映出来。
杜甫说,自己是“乾坤一腐儒”(《江汉》)。在生前和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杜甫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流传至今的唐人选的唐诗里,只有韦庄编选的《又玄集》选了杜诗七首。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专门选录从肃宗到代宗末年这一时期的诗,其时也正是杜诗的代表作大量产生的时期,而选者还声称要力革过去选本之弊,“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共选诗人十六位,竟没有杜甫;五代时韦縠编选的《才调集》,选唐诗一千首,里面连杜甫的名字都没有。那时,杜甫并不显得伟大。
可是伟大的历史人物,终会为历史所认识。杜甫死后大约半个世纪,中唐诗人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诗至于子美,“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白居易《与元九书》称,杜诗“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美,又过于李(白)”。到了宋代,王禹偁在《日长简仲咸》中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子美集开诗世界。”王安石则在《杜甫画像》里面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苏东坡《王定国诗集叙》称:“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到了现代,闻一多《唐诗杂论·杜甫》称,杜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杜甫的诗,人称“诗史”。唐人孟《本事诗·高逸第三》中早就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宋人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也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杜诗被称为“诗史”,在于具有史的认识价值。他描写了安史之乱前后的许多重要事件,描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756)唐军陈陶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有《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节度兵围邺城,杜甫写了《洗兵马》;后来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员而沿途征兵,杜甫写有“三吏”、“三别”。
杜诗不仅提供了史的事实,可以证史,有些还可补史之不足或失载,如《三绝句》中写到的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未见史书记载,而从杜诗可见安史之乱后蜀中的混乱情形。《忆昔》则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游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是常被史家用来说明开元盛世的一首诗。写时事,不始于杜甫;但是到了杜甫,才以如此广阔的视野,并如此频繁地写时事。
当然,作为“诗史”,杜诗绝非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无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含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
杜诗的形式多种多样。他令每种诗的形式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在五言古诗里,他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等。在七言古诗中,他擅长抒写或豪放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五、七言律诗占杜诗的一半以上,功力甚深。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于到达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五律名篇有《春望》、《天末怀李白》、《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旅夜抒怀》、《登岳阳楼》等;七律名篇有《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和多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中《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一千字。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十一年所写。由于古诗和律诗的巨大成就,杜甫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在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吸取民歌精华等方面,杜甫的绝句仍有不少贡献。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历来公认是唐代诗坛上的双子星座。李诗不假人工,如行云流水,是后人可慕而不可学的天才美、自然美。而杜诗沉郁顿挫、深刻悲壮、气势磅礴,却又严格收纳在工整的音律节奏中,抑扬开阖、起伏呼应,都合乎于规矩,是人人可学的人工美、艺术美。羡太白之洒脱超俗者,多推崇李白。慕子美之学深品正者,推尊杜甫。正如严羽《沧浪诗话》所说:“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自称“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从七岁学诗,直到去世前夕,他从未停止过写诗。他既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又肯在艺术上狠下功夫,自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杜甫确实凭借着他瑰丽的诗歌,永远活在了我们的文学史上,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当我们梦到杜甫跨过千年,飘然孑立于眼前时,那将不再是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的形象。因为经过历代读者的重新描画,杜甫已不仅仅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中华文化的一种雄浑与博大、沉郁与明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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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丽人行-原文句解诗意赏析-杜甫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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