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适,放歌颇愁绝。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
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膠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
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题解】
这首诗作于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杜甫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任命。十一月,杜甫从京城长安去奉先县(治所在今陕西蒲城)探家,安禄山恰在此时造反。杜甫经骊山时,安史之乱的消息还无从知晓,唐玄宗和杨贵妃正在骊山华清宫避寒享乐。诗人久已积压在心头的政治危机感和大乱将临的预感,为沿途所见荣枯之异和到家后得知幼子饿死等事所激发,于是创作了这首名诗。
全诗凡五百字,而其中叙述自京师出发,过骊山,就泾渭,抵奉先,不过数十字,其余都是议论或感慨,因为题目毕竟是“咏怀”。作为杜甫五言古诗中的代表作,全诗所咏之怀,主题有二:一是叙说他素怀济世之志,却不得伸展,虽艰难困苦,仍不改初衷。二是对正在骊山行宫中肆意挥霍享乐的玄宗君臣提出责难,对社会上严重的贫富分化,及动乱的苗头表示了沉重的忧虑。全诗以“穷年忧黎元”为主线,标志着诗人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已经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杜甫困居长安十年生活与思想的总结,在艺术上也已达到纯熟境地。
【句解】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开篇以“咏怀”起:我这个住在杜陵的布衣之士,年纪越来越大,心思反而越来越拙笨;我对自己的期许是多么愚蠢啊,竟然暗自比为后稷和契这两位贤臣。前两句是自谦之词,隐含怀才不遇之慨;后两句为自嘲之词,隐含自述生平大志之意。卑中有傲,怨中带愤,却表达得委婉曲折。
杜甫的远祖杜预是杜陵人,杜甫在长安时,居住在杜陵东南的杜曲,所以他自称杜陵布衣。所谓“老大”,带有慨叹,因为杜甫当时才四十四岁。而“拙”,同样也是饱含辛酸的愤怨之词。“许身”,即自许,自期。“稷”,即后稷,尧时的贤臣,是教民播种五谷的农官。“契”,舜时的贤臣,任司徒,掌管教化,推行文化教育。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
果然是大而无当,沦落失败了,但我明知定要失败,仍旧甘愿这样困苦到老。如果死了,那就罢了;倘若还未盖棺,还有一口气,我还是希望实现自己济世爱民的理想。
“濩落”,原谓廓落或瓠落,即空廓而无用,大而无当,引申为沦落失意。“契阔”,指勤苦,劳苦。《新唐书·杜甫传》说:“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所以,为世俗所不容。志在圣贤事业,而不为人所理解,自然要沦落失意了。“觊豁”,希望能达到。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一年到头为百姓而忧伤,叹息之中,内心火辣辣地难过。自己的志向常被同学翁们所取笑,但理想之歌,却更加激昂高亢。诗人关心百姓疾苦,愿为民尽自己的一生,忧民情怀,感人至深。但当时却常为不知者所嘲笑,纵然如此,他还是矢志不移。这几句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的执着信念。“穷年”,终年,长年。“黎元”,指老百姓。“肠内热”,内心煎熬。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我不是没有隐逸江湖、浪迹天涯的志趣,不是不愿过那种潇洒自如、悠闲自在的生活;只是因为生逢尧舜一样圣明的君主,不忍心掉头而去,永远离开。这几句表现了诗人得君济民的志向,有积极用世的思想。“江海志”,指浪游天下,隐居不仕。“尧舜君”,对应着上文所说的稷与契。欲为稷契,就要下救黎元,上辅尧舜,这是全篇主旨所在。江海之士遗世自保,朝中之臣多有尸位素餐者,杜甫却始终忧国忧民,这是他的伟大精神所在,也是为人取笑,不被理解的原因。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既逢尧舜一样的圣主明君,当今朝廷中有的是撑拄巨厦的栋梁之材,难道说还缺少我这一块料吗?即使如此,我还是像那向日葵始终跟着太阳转一样,因为物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既然朝廷不少他一人,诗人却偏要跻身其中,这是进一步说明其积极用世之心。而将此归为天性,则其忠君爱国、匡国利民之情之志,实是坚不可移。“夺”,改变的意思。“葵藿”,向日葵花。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忠君爱国发乎天性,固然很好,是不是过于热衷功名呢?所以接下来予以自剖:回过头看一看,想一想,那些蝼蚁辈只知道经营自己的安乐窝;我为什么就羡慕那大鲸,总想在大海里游息?鲸鱼之志,而冠以“胡为”,这一正话反说,也是杜甫自嘲其拙。
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
从中我领悟了人生处世之道,特别耻于屈身拜谒权贵。也正因此,艰难困苦的生活延续至今,但我决不甘心被世俗的尘埃所湮没。杜甫悟出了什么“生理”呢?清何焯《义门读书记》说:“言自知不得不与蝼蚁争荣。”自己虽有用世之心,可是耻于奔走权门之路,落得埋没风尘。宋黄彻《䂬溪诗话》评论说:“言志大术疏,未始阿附以借势也;为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皇慕君,而雅志栖遁;既不合时,而又不少低屈。皆设疑互答,屡致意焉。非巨刃有余,孰能之乎?”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适,放歌颇愁绝
终究愧对巢父和许由这两位高士,我实在不能改变积极入世的大节。只好沉饮,聊以自遣;放声歌唱,但还是忧愁难绝。“巢与由”,巢父和许由,是古代两位避世隐居的高士。这几句自伤抱志莫伸。即使耽误了生计,瞧不起蝼蚁之卑,也愧对巢由之高,但也不肯归隐。所以进退踯躅之际,只好沉饮自遣。
开篇至此,诗人在回顾往事的万般感慨中,倾吐了不遇之悲和身世之感。以下写途经骊山的见闻和感想。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
时当年末,百草凋零,猛烈的北风冻裂了高山岩石。天空阴云密布,寒气阴森。半夜时分,我从长安启程。严酷的霜雪,冻断了衣带;冻僵的手指,难以把它系上。凌晨时,路过骊山脚下,皇上的卧榻正设在高峻的山上。
“天衢”,天空,一说天街。“骊山”,在长安东六十里处,山中有温泉,建有华清宫,为皇帝避寒之所。“”,高峻的山。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兵气弥天,崖谷路滑;每走一步,都提心吊胆。而行宫里的温泉池,却蒸腾着暖气,宫外的禁卫军密密麻麻,兵器如林,相互碰撞。通过这些叙述,不仅令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行旅风霜之苦,而且反衬出骊山华清宫内的暖意,使宫内宫外的苦乐形成强烈的反差。“郁律”,烟雾蒸腾的样子。
“蚩尤”,传说中的古代九黎族首领。以金作兵器,与黄帝战于涿鹿,决战时雾塞天地,失败被杀。这里以人代物,借指雾。“蹴”,踩,踏。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膠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骊山上的音乐惊天动地,君臣留在行宫里,通宵达旦地欢娱。被皇帝赐浴温泉的都是达官显贵,赐与宴饮的没有一个是平民百姓。这几句记述君臣在骊山的游乐之迹。“殷”,盛大,厚重。“膠葛”,深远广大的样子。“缨”,系冠的带子,以二组系于冠,结在颔下。“长缨”,这里代指达官显贵。“短褐”,乃贫贱者所穿,这里代指平民百姓。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朝廷分给臣子的丝绸织物,本是贫寒的女子织成;官吏们横征暴敛,鞭挞其夫,把它们进贡给宫廷。这四句是诗人有愤于统治者的耽乐害民,据实加以披露,语意沉痛。据史书记载,天宝八载,玄宗因为国库充实,视金帛如粪土,经常大量赏赐贵宠之家。“彤庭”,亦作彤廷。彤,朱红色。汉代宫廷,因以朱漆涂饰,故称,这里指代朝廷。“城阙”,京城的宫阙,指代首都长安。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皇上把一筐一筐的绢帛恩赐给群臣,本意是想奖励他们努力工作以使国家兴盛。作臣子的如果忽视这一道理,分帛而不分忧,那么皇上难道不是把这些东西白白扔掉了?黄生《杜诗说》评论说:“本讽朝廷赏赉无节,然但归咎臣下虚糜主上之赐,深得立言之体。”“圣人”,是古代对皇帝的习惯称呼。“筐”,“篚”,都是盛物的竹器。“活”,犹苏醒,指代治理。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众多的官吏站满了朝廷,那些有良心的人见到这种单纯追求赏赐而不为国家分忧的现象,是应该感到后果可怕的。何况听说宫廷里的珍宝器物,都已流落到皇亲国戚的家里。
诗人讥讽赏赐泛滥的同时,暗示出当时国库空虚的重要原因。“多士”句,照应上文的“当今廊庙具”。“卫霍”,卫青、霍去病,是汉代的外戚。此指杨氏家族。
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想那厅堂之上,杨氏姐妹在翩翩起舞,透过轻烟一样的舞衣,洁白的肌肤依约可见。宾客穿着轻暖的貂皮大衣,激昂的管乐和清细的弦乐一曲接一曲。由文武百官,到中枢大内,再到皇帝宠妃,诗人一步逼紧一步,言其享乐生活,虽未直言皇帝,其情可想而知。“神仙”,舞女歌伎的代称,这里指虢国夫人或杨玉环。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酒宴间,劝宾客品味驼蹄羹,饭后又端上一盘盘霜橙和香橘。豪门之家酒肉堆积变了味,宫外路上横陈着冻死者的尸骨。咫尺之间就有如此的荣枯之异,我的心惆怅之极,实在无法再细说什么!“朱门”一联,形象而凝炼,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它以议论入诗,大大提高了诗的思想性,既深刻地揭露了唐代剥削制度的本质特征,戳穿了封建盛世虚幻的帷幕,又是整个社会贫富悬殊对立的典型概括。
“朱门”,古代王侯以朱红涂户,这里代指贵族之家。“荣”,指门第高贵,钱财众多,申说上面朱门之尊荣。“枯”,指低贱贫困,申说上面的“路有冻死骨”。咫,周制八寸为咫,相当于今制市尺六寸多。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以下写诗人继续北上辛苦跋涉的情状及到家后的境况。向北行进,来到泾渭二水会合处,渡口移动了位置,只好改道寻找。找到新的渡口却又无船可渡,只见层层冰块从西面漂流而下,放眼望去,上游的冰凌像山一样高,仿佛是崆峒山顺水漂来,真担心会撞断天柱啊!
“官渡”句,官府在泾、渭二水的汇合处昭应(今陕西临潼)设渡口,因水势不定,渡口常移。“崆峒”,山名,在今甘肃省平凉县西,泾河发源于此山。诗人以水势和“天柱折”这一典故,隐喻当时国家形势的危急,寓意深刻。“天柱折”,典出《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
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幸好桥梁没有断裂,但是支柱已然作响。行旅之人相互搀扶着走在上面,真担心不能平安通过这么宽的河面。“河梁”,河桥。“”,动摇之声。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老妻寄居在异地他乡,严冬的风雪隔断了一家十口。身为妻夫子父,谁能长期不顾及她们?我希望前往与她们共受饥寒。“寄”,客居。“异县”,指奉先县。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刚一进门就听到嚎啕痛哭,原来我的小儿已被活活饿死。我岂能忍住哀痛,街坊邻居也为此呜咽流泪。所感愧的是我作为孩子的父亲,能生不能养,致使这小小生命竟因无食而夭折。哪里料到眼下大秋刚过,我们贫苦人家仍然不免于意外的悲伤!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我们这样的人家是免交租税的,也是不用去当兵的,然而思量自身的经历,是这样的辛酸。至于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们的日子当然是更为动荡不安。诗人由自己的不幸看到社会的普遍不幸,不仅见出推己及人的“仁者之心”,而且在“平人”的扰乱不安中,透出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抚迹”,犹抚事。“平人”,即平民,唐人避太宗李世民之讳,改“民”为“人”。“骚屑”,骚动不安。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我默默地思虑那些失去产业的人,还有那些扔下一家老小远戍边塞的士兵。我的忧思啊,与高耸入云的终南山齐巅,像汹涌无边的大海,广漠无涯,无法收敛。
富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杜甫,将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从自身的遭遇联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前两句以悯乱收束,后两句以咏怀总结,身世之患深矣。我之忧尚且如此,推己及人,则下民与戍卒之忧,又有远甚于我的,真是百端交集,所以说“齐终南”,“不可掇”。“终南”,山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南。“澒洞”,相连无际、广漠无边的样子,这里用来形容忧愁。“掇”,拾取、收拾之意。
【评解】
此为杜甫诗史巨篇,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高度评价这篇作品,说:“是为集中开头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领,须用一片大魄力读去。……通篇只是三大段,首明赍志去国之情,中慨君臣耽乐之失,末述到家哀苦之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张溍更称赞这首诗是“文之至者,止见精神,不见语言,此五百字,真恳切到淋漓沉痛,俱是精神,何处见有语言。”
这首诗以诗人所经过的路线为纲,所见所闻为目,首句至“愁绝”句,是自叙其志向,虽然落魄不遇,仍希望实现济世的理想。“岁暮”至“再述”,叙述沿途所见宴游之事,所闻奢靡之风,以感切时政。“北辕”至最末,叙述历险赴家,而有幼子饥死之惨剧,念及穷民,而忧及国事。
全篇言言深切,字字沉痛,感时忧国,披写满怀,有千里一曲之势,而笔笔顿挫,一曲中又有无数波折。用今天大家常用的话说,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沉郁顿挫,这也是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杜甫是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动乱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和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婉转。诗中先叙抱负之落空,仕既不成,隐又不遂,中间四句一转,感情波澜起伏,待到郁勃不平之气要爆发出来,却又撇开个人的不平,转入对骊山的描写。由骊山上的奢靡生活,写到贫富悬殊,不平愤懑之情似乎又是要喷薄而出了,但是没有;感情回旋,变成了“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深沉叹息。至“幼子饿已卒”,悲痛欲绝的感情,看来似乎要难以自制了,最后由个人的悲痛转为对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留下无穷的余韵。
【诗人名片】
杜甫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又称杜少陵、杜拾遗、杜工部。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的瑶湾。他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的著名诗人,做过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杜甫早慧,七岁便开始学诗,他自己回忆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十五岁“出游翰墨场”时,他的诗文已经引起洛阳名士的重视。二十岁后,杜甫的生活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南北壮游: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开元十九年开始,为了解社会,结识名流,杜甫几次漫游,历时十余年。第一次漫游是在江南吴越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结果落榜。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在这两次漫游里,他看到了秀丽雄伟的山川,感受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与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已是声名远扬的李白相遇,李白的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二人共游梁宋、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结下深厚的友谊。此后,他曾先后写了十一首诗思念或酬赠李白。次年(745)秋,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再没有会面。
(二)困居长安:天宝五载(746)至十四载(755)。杜甫到长安,目的是谋求官职,有所作为。天宝六载,玄宗诏征天下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应试,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要证明“野无遗贤”,所有的应试者无一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辞气壮伟的“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但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推荐,也都毫无结果。十载长安的困守,杜甫未能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抱负。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难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天宝十四载,杜甫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下层生活,看到了人民的痛苦,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杰作。十年困守,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三)为官流亡: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 州羌村,只身北上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押到长安。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一首》),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却又很接近皇帝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就在作谏官的头一个月,他因“见时危急”,上疏营救房琯的罢相,不料触怒肃宗,遭到审讯,几受刑戮。八月,他由凤翔回到 州探视妻子。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758)五月,杜甫受到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中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琯等被排斥。“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二十首》),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停留一月后,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四)漂泊西南: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这十一年内,杜甫在蜀中八九年,在荆湘两三年,写了一千多首诗,占《杜工部集》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尤其是旅居夔州(今四川奉节)期间创作的律诗,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和前期不同的,这一时期的杜诗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创造性地赋予了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五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上元二年(761)末,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了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叛乱,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宝应二年春,延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结束,但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结束,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五月,杜甫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漂泊西南生活的前半阶段。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在夔州居住不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有诗四百余篇。
后来,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杜甫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大历四年至五年是他生活的最后两年,居无定所,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十分凄凉。他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大历五年(770)冬,已半身偏枯的诗人贫病交困,飘零在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的一叶扁舟上,写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这首三十六韵的长诗,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为念。除了摇橹的船夫和一盏残灯与他作伴之外,仅剩下凄苍肃立的青山和瑟瑟入骨的寒风。几天后,诗人便溘然长逝了,终年五十九岁。
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四十三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他空有“致君尧舜上”的远大抱负,却始终未得到重用,一生饱经忧患。战乱的时局把他卷入颠沛流离中,使他真切地接触了当时的种种社会景象,因而能更深刻地体察到各种矛盾和弊端,体验到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并用诗歌把这一切反映出来。
杜甫说,自己是“乾坤一腐儒”(《江汉》)。在生前和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杜甫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流传至今的唐人选的唐诗里,只有韦庄编选的《又玄集》选了杜诗七首。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专门选录从肃宗到代宗末年这一时期的诗,其时也正是杜诗的代表作大量产生的时期,而选者还声称要力革过去选本之弊,“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共选诗人十六位,竟没有杜甫;五代时韦縠编选的《才调集》,选唐诗一千首,里面连杜甫的名字都没有。那时,杜甫并不显得伟大。
可是伟大的历史人物,终会为历史所认识。杜甫死后大约半个世纪,中唐诗人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诗至于子美,“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白居易《与元九书》称,杜诗“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美,又过于李(白)”。到了宋代,王禹偁在《日长简仲咸》中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子美集开诗世界。”王安石则在《杜甫画像》里面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苏东坡《王定国诗集叙》称:“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到了现代,闻一多《唐诗杂论·杜甫》称,杜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杜甫的诗,人称“诗史”。唐人孟《本事诗·高逸第三》中早就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宋人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也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杜诗被称为“诗史”,在于具有史的认识价值。他描写了安史之乱前后的许多重要事件,描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756)唐军陈陶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有《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节度兵围邺城,杜甫写了《洗兵马》;后来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员而沿途征兵,杜甫写有“三吏”、“三别”。
杜诗不仅提供了史的事实,可以证史,有些还可补史之不足或失载,如《三绝句》中写到的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未见史书记载,而从杜诗可见安史之乱后蜀中的混乱情形。《忆昔》则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游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是常被史家用来说明开元盛世的一首诗。写时事,不始于杜甫;但是到了杜甫,才以如此广阔的视野,并如此频繁地写时事。
当然,作为“诗史”,杜诗绝非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无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含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
杜诗的形式多种多样。他令每种诗的形式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在五言古诗里,他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等。在七言古诗中,他擅长抒写或豪放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五、七言律诗占杜诗的一半以上,功力甚深。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于到达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五律名篇有《春望》、《天末怀李白》、《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旅夜抒怀》、《登岳阳楼》等;七律名篇有《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和多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中《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一千字。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十一年所写。由于古诗和律诗的巨大成就,杜甫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在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吸取民歌精华等方面,杜甫的绝句仍有不少贡献。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历来公认是唐代诗坛上的双子星座。李诗不假人工,如行云流水,是后人可慕而不可学的天才美、自然美。而杜诗沉郁顿挫、深刻悲壮、气势磅礴,却又严格收纳在工整的音律节奏中,抑扬开阖、起伏呼应,都合乎于规矩,是人人可学的人工美、艺术美。羡太白之洒脱超俗者,多推崇李白。慕子美之学深品正者,推尊杜甫。正如严羽《沧浪诗话》所说:“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自称“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从七岁学诗,直到去世前夕,他从未停止过写诗。他既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又肯在艺术上狠下功夫,自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杜甫确实凭借着他瑰丽的诗歌,永远活在了我们的文学史上,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当我们梦到杜甫跨过千年,飘然孑立于眼前时,那将不再是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的形象。因为经过历代读者的重新描画,杜甫已不仅仅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中华文化的一种雄浑与博大、沉郁与明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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